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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 学物理的金融家——郑家发CCTV.com消息（华人世界）： 2004年的时候，清华大学设立了“杨振宁讲座基金”，用于聘请国际著名教授、学者到清华大学从事科学研究。这个基金的第一位捐资人，是美国国泰银行总裁郑家发先生和夫人，他们捐了100万美元。其实，作为金融巨子的郑家发，还曾经梦想成为杨振宁门下的弟子，可是,他为什么会放弃科学研究，走入金融界呢？说起这件事情的缘由，和杨振宁先生有着很大的关系。 洛杉矶九月的早晨，海风已经吹来一丝的凉意。郑家发很早就从家里出发赶往国泰银行的一家分行，今天是召开董事会的日子。 郑家发祖籍中山石岐厚兴村，从小在香港长大。他的家庭是一个商人世家，他的父亲一直都在越南，香港，美国等地做生意。年轻时郑家发虽然也受到父亲经商理念的熏陶，但是他却有一个宏大的理想，那就是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年轻人多数都是异想天开的，什么都可以想的，在这个过程之中，或者读中学的时候，或者读大学的时候呢，就会像过做理论或者做实业到一个地步能够达到一个诺贝尔的水平。 1962年，郑家发怀着对诺贝尔奖的美好憧憬，只身来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就读，他主修数学和物理。当他在威斯康星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令他兴奋不已的消息。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美国纽约州立石溪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于是，郑家发就来到了纽约。然而，正是杨振宁的一番话，彻底击碎了郑家发的梦想。 那么，杨振宁当时究竟说了什么呢?直到现在，郑家发还记得当时的情形，面对众多充满了理想的学生，杨先生是这样说的：在物理学家里，真真正正是对物理有贡献的，是只有5%，其他95%的物理学家，都是做一些比较锁碎的工作，很难取得突破性的工作。当时杨振宁先生就问大家，你有没有这样的才能，有没有这样的学识，成为这5%中的一个，如果你觉得自己不是这其中的一位的话，你所奉献得到和得到的回报，你是不是觉得很值得呢？正是杨振宁先生这番肺腑之言，让郑家发放弃了幻想。 听了杨振宁教授的一番肺腑之言，郑家发决定放弃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转向实验物理，8年以后，他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以后他进入了美国著名的“施乐”公司，从事复印机的产品开发，直到又一个8年后的一天，他接到父亲从洛杉矶打来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我父亲投资过国泰银行的股票，也是股东之一，这对我也是很大帮助，所以这样可以讲，所以我父亲是我进入国泰银行重要的原因之一。 国泰银行是美籍华裔程达民联合洛杉矶的几个华商创办的，是南加利福尼亚最早成立的华资银行。其中巧合的是，国泰银行就是在郑家发来美国留学的那一年成立的。 一个银行，要讲一个信字。人家信你，才会存钱 进去。你信人，才会借钱给人。这个人当然得是好人，不是好人当然高不定。如果这个人的人品好，又有才能。一个人做银行最重要的就是，对外 对内 对政府 对行家，都很好的话。就应该选择这个人了。 国泰银行1960年成立，我进去的时候是在1982年，经过20年之后，就有几位董事退休了，新一批的人就开始上台了，董事局就邀请我进去做董事。 郑家发加入到国泰银行银行以后，最初是担任董事和总裁程达民的助理，他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逐渐熟悉了银行的运作，他谦和的风度和出众的才华，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客户源和国泰银行所有董事的信任。 1985年，程达民先生退休之后，郑家发顺利地继任了国泰银行董事长和总裁的职位，由此他也开始了领军国泰银行的生涯。 郑家发成为国泰银行的掌舵人以后，首先对国泰银行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了科学而理性的分析，确立了银行继续拓展华人市场的目标，因为他始终觉得，和自己同根同源的华人才是国泰银行最坚强的后盾。 国泰银行当时是南加洲唯一一家华人银行，银行不是普通的商业，干的不好会对当地的社会经济产生不好的影响，干的不好，也对银行的股东不好交代，所以当时我觉得担子是不轻的，当时我觉得可能是初生之犊，同时觉得大家把这个很重大的责任交给你，同时也觉得办银行比读物理还难吧。 来到国泰银行的话，现在，90%是黄面孔的，所以说，我们的优势就是，可以认识华人，将国泰银行变成一个主流银行的话，这些优势就用不上了，反而会有一些隔膜。 话虽如此，但是，看中华人生意的美国银行可不是只有国泰一家，事实上，随着华人经济实力的提升，包括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美洲银行等金融航母也都在争取华人客户，面对竞争如此残酷的市场，郑家发率领的国泰银行又是如何立足、如何发展壮大的呢？ 郑家发每天的日程安排上总是满满的，繁忙的他也总是来去匆匆，除了开会，安排最多的就是拜访各个大大小小的客户，在他眼中客户就是国泰银行发展最根本的原动力，客户的利益就是国泰银行的利益，所以，郑家发和很多客户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有的甚至彼此成为莫逆之交。 去年来讲，因为地产发展资金需求比较大，他还会花时间了解我们的作业形式，我们方案的那方面是不是可行，他不止是一个“”那么简单，也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支持了企业的发展。当然也有基础，因为我跟他做了十几年的入口生意，所以地产发展的方面，我们有十几年的经验，当然是“相互 相？ 相承”了 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对生意的精明，再加上他的聪明好学，郑家发紧密地把握着美国华资银行业的脉搏，机会没有错过每一个可以令国泰银行发展壮大的机会。 在郑家发的带领下，5年后，国泰银行的资产从原来的3亿美金增长到10亿美金，1990年，国泰银行股份实现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交易。 如今，郑家发担任国泰银行董事长和总裁已经有整整20年了，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泰银行已经有职员600多名，在全美各个有华人聚居的城市所开设的分行达到了36间，总资产已经达到61亿美金，并在全美500大最高效率银行控股公司的行列中，名列前茅。 香港和台湾，开始的时候都是以出口为主，尤其是台湾，所以在80年代的时候，很多台湾、香港来的商人，在加州建立了子公司，对台湾、香港出口，那么这个子公司的成立，对银行的事业有直接的关系。 国泰银行始终都是一个华资银行，我们在美国的大部分股东都是中国人，我们有一个心愿，希望把国泰银行办回到中国，希望在中国，我们有我们的分行，希望为中国同胞提供我们的服务。 国泰银行这艘巨轮，在风云变幻的美国金融业的海洋上已经航行了44个年头，其中21年的时间是郑家发作为领航者。郑家发说，在未来的航程中，他希望能把国泰银行带到故乡中国。
责编：马芳 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企业Solyndra获6亿美元风险投资在OneMarket餐厅就餐的金融界人士正谈笑风生、人声鼎沸，所以我确信没听清Solyndra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格罗奈（Chris Gronet）所说的其“地下”太阳能新创公司的中小企业融资金额。于是我问道：“您说的是6000万美元，对吧？”
“6亿美元。”他答道。 这笔巨额资金来源于硅谷的风险投资公司、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以及沃尔顿家族等投资者。鉴于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企业Solyndra三年多来一直采取“地下”运作模式，直到周二才首次公开亮相，因此这笔资金并非是Solyndra透露的唯一一笔巨额中小企业融资。这家公司总部设在加州弗里蒙特，其负责市场营销和业务开发的副总裁凯利杜鲁门（Kelly Truman）称：“我们有12亿美元的合同订单。” 这家“地下”新创公司是硅谷创业公司的典范，这里既有年少的Web2.0大亨，也有凭股票期权变身为百万富翁的秘书。但是，近年来可能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像Solyndra那样，雇佣了500多名员工，建造了最先进的薄膜太阳能板工厂（从硅谷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上一眼就能看到），而除了几家锐意进取的环保行业的博客外，它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薄膜太阳能板已经成为了硅谷的圣杯。中小企业融资接近5亿美元的Nanosolar等多家知名新创公司在积极竞争，希望能首先在市场中推出铜铟硒化镓太阳能（CIGS）电池。铜铟硒化镓太阳能电池可以印在柔性材料或玻璃上而不需使用昂贵的硅原料。虽然这种电池将光能转换成电能的效率较低，但预计其生产成本将大大低于生产传统硅基组件的成本。（FirstSolar等薄膜太阳能电池公司也获得了沃尔顿家族的财力支持，但这类公司所使用的技术较为陈旧。） 那么为什么Solyndra能一鸣惊人呢？这是因为它的工厂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都保持运转，而且公司有价值10亿美元的业务订单。Solyndra之所以一直在“地下”经营，之所以能够成功吸引投资者和客户，都要归功于杜鲁门身边立着的一个火箭筒大小的柱形物。他从中掏出了一个又长又黑的玻璃管，玻璃管呈黑色是因为它有一个太阳能电池涂层。 公司首席执行官格罗奈表示，圆柱形状是关键所在。传统的屋顶太阳能电池板必须要倾斜放置才能吸收直射阳光，因为这种电池板很难将散射光转换为电能；而圆柱形的Solyndra电池板组件能够吸收从各个角度射入的阳光，包括屋顶反射的光线。这样，由40个组件组成的电池板就能平放在商用屋顶上，而且还可以把许多电池板紧紧地连在一起，最大限度利用屋顶空间发电。 格罗奈称：“我们的产品能覆盖的屋顶面积是传统太阳能电池板的2倍，而且安装时间仅有传统产品的三分之一。”孩子气的格罗奈今年46岁，他拥有斯坦福大学半导体加工博士学位，于2005年5月建立Solyndra之前在芯片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工作了11年之久。 因为空气在电池板之间流动，所以电池板能够一直保持较低温度，无需为抵挡强风而粘在屋顶上。这就意味着安装人员只需夹住底架，像玩乐高玩具那样就可以将电池板装在一起。 欧洲太阳能安装巨头Phoenix Solar的首席技术官曼弗雷德巴赫勒（Manfred Bachler）在一次发言中表示：“对水平的商用屋顶而言，这是一项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 Solyndra的目标是要覆盖300亿平方英尺的美国巨型零售商店以及其他建筑的水平屋顶空间，根据Navigant咨询公司的估算，这是一个价值6500亿美元的潜在太阳能市场。新兴的商业模式是太阳能开发商提供资金、安装并运作一批商业太阳能发电系统，之后售电给房顶的拥有者。Solyndra的业务就是为安装商提供太阳能电池板，这个市场挤满了包括SunPower和Suntech公司在内的竞争对手。 公司6亿美元的中小企业融资中有很大一部分将用于兴建30万平方英尺的太阳能工厂。格罗奈和杜鲁门为我播放了一段视频，展示了高度自动化的工厂，其中有自动装配线和在生产过程中移动太阳能组件的自动装载车。 工厂每年可生产约合110兆瓦规模的太阳能电池。工厂已经在向一些大客户，如美国的SolarPower和德国的PhoenixSolar提供电池板。公司12亿美元的订单中有四分之三来自欧洲公司。Solyndra正在等待批准，在弗里蒙特建立第二家420兆瓦规模的工厂。工厂建成之际，Solyndra将成为北美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商之一。（格罗奈称公司的第三家工厂将建在欧洲、亚洲或中东地区。） 这帮助Solyndra吸引了一长串投资者，包括CMEA、USVenturePartners等硅谷风险投资公司，以及MadroneCapital——沃尔顿家族的私募基金、Masdar——旨在将石油储量丰富的酋长国变成绿色科技强国的阿布扎比公司。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投资者是理查德布兰森的维珍（Virgin）绿色基金。 维珍绿色基金的合伙人、Solyndra董事会成员阿努普雅各布（Anup Jacob）说道：“我们考察了117家太阳能公司，最终对两家进行了投资，其中就有Solyndra。克里斯格罗奈及其从应用材料带出的团队，确实招募了硅谷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他们是伟大的科学家和实践家。” 雅各布表示，维珍聘请了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对Solyndra的技术进行评估，还聘请了工程公司审查其太阳能电池工厂。他说：“因为我们是后期投资者，我们得以考察一下公司所有的主要竞争对手。虽然诸多富有的太阳能公司也都做出了宏大的计划，但都没有实现。” 维珍得出结论，Solyndra能够履行承诺，提高太阳能的竞争力，与传统的电力能源竞争。他说：“作为屋顶的业主，你需要关心的就是能以最便宜的价格从屋顶上买到多少度电。” 他还补充道：挑战之一就是闭口不提Solyndra。“我得告诉你，理查德布兰森这人喜欢谈论自己在干什么，因此满足Solyndra保持沉默的希望确实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2008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11月11日上午， 2008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中科院副院长江绵恒，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北京市市长郭金龙等出席开幕式。
路甬祥副委员长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他说，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依然面临着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信息化工作，把信息化提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做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部署。路甬祥指出，在信息化方面，尽管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经验和管理经验，同时也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加以运用。 路甬祥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能够围绕论坛的主题，深入交流，热烈研讨，为促进人类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献计献策，为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和平发展贡献智慧。 郭金龙市长在开幕式致辞中代表本届论坛组委会和北京市政府向论坛所有嘉宾和与会者表示欢迎。外方嘉宾、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代表与会的诺奖获得者和有关专家致答谢辞。 开幕式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主持。本届论坛的全体中外演讲嘉宾，中科院副院长江绵恒、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北京市副市长赵凤桐等出席开幕式。 本届论坛为期4天，围绕论坛的永久性主题"人类的和谐与发展"和本届论坛的年度主题"信息与创新"，邀请了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图灵奖获得者来京参会。专家学者们将分别就自己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发表精彩演讲。演讲题目不仅包括"诺贝尔奖与科学的未来"、"改变信息科学技术的重点研究方向"、"支撑信息时代的研究方向"、"卓越大学：在加快科技发展的同时关注人类"等宏观话题，也包括" 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管理：数字对象体系结构"、"粒子加速器：过去、现在、未来"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新型材料"等具体课题。 论坛期间，嘉宾还将参观中科院的有关研究所和实验室并做报告；部分外方嘉宾将到中科院研究生院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5所高等院校接受荣誉教授称号，并走进一零一中学和三帆中学与中学生进行交流互动。此外，嘉宾还将与大学生和普通百姓进行面对面交流活动。 PGAM（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L,P）公司简介 PGAM（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L,P）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州的对冲基金公司，公司旗下管理着三十亿美元的资金。经营项目包括国际市场上的固定收益和权益类等多种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
一九九七年诺贝尔经济学得奖人MYRON SCHOLES先生是公司主要合伙人之一。我们依靠尖端的和独有的定量分析模型。在全局的基础上，通过定量研究，这些模型的效能将被放大。此外，我们在技术和员工方面也有大量的投入。 PGAM北京分公司位于上地科技开发园区，分公司的主要业务内容包括用于公司内部软件的开发，市场数据分析和交易支持等工作。
发信人: MIT (sdfsdf), 信区: Info_Job Resource #1: (11.8.08) 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 LP, the hedge-fund firm co-founded by Nobel laureate Myron Scholes, temporarily stopped investor withdrawals from its biggest fund after it lost 29 perc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October. 一点感慨 一丝悲哀中国的公务员是世界上最舒服的， 有很多福利
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痛苦的，没有任何福利
11月29日 黄奇辅现任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 LP首席执行官的黄奇辅(Chi-fu Huang)祖籍福建，1955年生于中国台湾，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后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多所世界顶级高校，1989年获得麻省终身教授职位，1990年成为斯隆学院的正职教授，36岁更获得讲座教授头衔，并在1994年夏天离开MIT后获得J.C.Penney的金融教授称号。黄博士取得学位后，先是从事过多年的学术研究，后来离开学界，先后在高盛公司担任固定收益衍生证券研发部主任，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担任主要合伙人，从事对冲基金管理，负责亚太地区业务。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鼎盛时期（90年代中期），黄博士旗下管理的资产可与当时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他的意见，都会得到任何一个亚太国家中央银行行长的亲自倾听。 黄奇辅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不长，自94年以后，就基本淡出了学术界，但他却在学术界取得高山仰止的业绩，被认为最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学者之一，他与李兹森伯格[Robert Litzenberger]合著的《金融经济学基础（Foundations of Financial Economics, Prentice Hall）《金融经济学基础》1988年出版后，美国著名商学院如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等著名高校都纷纷用它作为金融学和相关专业研究生学习金融经济学导论课程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该书系统全面地讲解了现代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具体内容共10个章节，并且重点讨论了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个体消费和投资组合的决策，以及这些决策对于证券估值的含义，领导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以出色的内容满足了时代的需求。时隔近20年，仍是全球金融学科的经典著作，并且是北美和欧洲金融学研究生入门的首本教科书。 除了编著《金融经济基础学》之外，在麻省期间，黄奇辅在学术研究上，也不断取得突破，并赢得世界级专家的声誉。 黄奇辅1983年进入麻省时，正是现代金融学的完善时期，而斯隆管理学院又是现代金融学研究的前沿阵地，所以，系里的每个人都承担着较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走在世界金融学研究的最前沿。 在黄奇辅的记忆里，斯隆金融系不仅是一个高手云集的地方，更是一个激励人做研究的地方。在此期间，他和天才般的同事们一起愉快地合作，做了许多对金融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情。比如，他曾与约翰?考克斯(JohnCox)合作，将完全市场中的动态最优消费——投资组合问题化为比较容易处理的静态最优化问题，并且给出了解题的答案，同时，还与人合作，创建了许多套利交易的数学模型，成为金融数学的世界权威。 在此期间，黄奇辅还与前面已经提到的，丰富了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的默顿展开合作，为默顿写作《连续时间金融》提供了帮助。默顿既是黄奇辅在斯坦福时期的导师斯科尔斯的亲密战友，和与斯科尔斯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级人物，也是代表麻省斯隆学院接收黄奇辅前往任教的人。默顿在1987年写作了《连续时间金融》一书，完整的向那些具有完美数学背景的读者详细阐述了有效市场资产定价的基本要素。而黄奇辅的很多研究，都被默顿采用，并运用在书里。 《连续时间金融》至今仍是难得的经典著作之一。在《连续时间金融》的开篇，读者便可看到莫顿本人对黄奇辅所给予帮助的真诚感谢。 也正是在巴舍利耶、萨缪尔森、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黄奇辅等一代代学家们的艰苦努力下，原本游离于正统经济学之外的金融学，才日益向严格的经济科学靠拢，并最终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 华人金融家--80位华人金融领袖访谈录(精)内容提要 ：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各细分领域，乃至各个年龄层。他们中，既有享誉世界的大，严级领袖，也有新近崛起的先锋人物；既有金融业界首屈一指的行业巨擘，也有金融学界的泰山北斗，还有掌管一方金融天下的政府高官；既有创业家，也有经理人；既有传统金融领域的业界领袖，也有新兴金融领域的行业先锋……《华人金融家》历时一年，放眼世界，选择、走访了80位杰出华人金融家，用心邀请这些杰出人物温馨点滴地回忆他们走过的道路，分享他们在路上的经历、经验和心路历程，井毫无保留地奉献他们的洞见与卓识，旨在通过对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及所累积的经验的再现与总结，为今天乃至未来的人们，特别是前进在金融道路上的人们，提供一份借鉴。
目录 ：
一代鸿儒 金融先锋
——中国金融改革名将、金融教育家刘鸿儒 中国金融学的奠基人与领航者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著名金融学家、教育家黄达 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先行者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王宪章 为建设和谐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行长李若谷 不是金融专家的金融大家 ——印度尼西亚三林集团董事局主席林绍良 在国际金融舞台上长袖善舞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金立群 先站住 再站高 ——世界银行原常务副行长章晟曼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新加坡股市“金手指”、前中策集团主席黄鸿年 创办一流现代金融企业 ——中国交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蒋超良 挺立学界，业界的弄潮人 ——PGAM共同创办人兼CEO黄奇辅 老字号的新使命 ——东亚银行主席兼行政总裁李国宝 从追跑者到领跑者 ——台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东亮 代代向前 一代更比一代高 ——泰国盘谷银行董事长陈有汉 一个讲诚信，有爱心的商人 ——菲律宾首都银行集团董事长兼创始人郑少坚 协助社会进步繁荣是商人的根本利益 ——新加坡大华银行集团主席黄祖耀 自信、坚持与感恩 筑就华尔街传奇 ——贝尔斯登公司副董事长唐伟 简单的目标 不凡的执行 ——国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宏图 美名永恒 ——菲律宾杨应琳集团创始人杨应琳 建设国际一流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唐若听 做华人的全球银行 ——“中国信托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辜濂松 真诚服务 用新经营 ——日亚集团总裁吴文绣 创造新世界 赢在新时代 ——宫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明忠 金融巨子 卓越泰华 ——泰华农民银行首席执行官伍万通 百年汇丰的首位华人大班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主席郑海泉 雄才伟略的新兴银行家 ——美国联合银行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胡少杰 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华生资本董事长胡定吾 和员工站在一起的银行家 ——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荣鸿庆 继往开来 富过三代 ——亚洲金融集团董事长陈有庆 掌舵渣打百年巨轮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首席执行总裁曾璟璇 财富由人创造 ——香港盈科保险集团创始人袁天凡 中国创投元老的中国式创投 ——上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华裕达 谦卑进取 自强不息 ——时宫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关百豪 助推中国企业晋升世界级 ——凯雷投资集团亚洲区董事总经理杨向东 发展属于中国人的国际金融集团 ——东英金融集团董事总经理张高波 我们是要创造长远价值 ——KKR投资亚洲区合伙人路明 心琴胆剑 ——博智资本创始合伙人宦国苍 青山不改旧时容 ——台湾怡和创业投资集团董事长王伯元 铸造世界华人保险从业人员的尊严与荣耀 ——世界华人保险大会创会主席梁天龙 从投行家到投资家 ——贝恩投资(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竺稼 成为领先的金融服务集团 ——马来西亚侨丰金融集团董事总经理黄宗华 每天都是在创业 ——华平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孙强 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推动者 ——高盛集团亚洲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 必须永远保持乐观的心态 ——富兰克林邓普顿中国董事长兼全球股资行政副总裁杨光 中国市场让我们振奋 ——景顺集团亚太区行政总裁罗德城 从黑土地到华尔街精英 ——美林集团中国区主席刘二飞 金融王国的创新之道 ——宝来金融集团总裁白文正 我们的座右铭是“追求卓越，与时俱进” ——法国巴黎银行东北亚洲区域总裁郑陶美蓉 对中国市场有长远信心 ——法国兴业银行中国区总裁张永光 我们其实是时代的幸运儿 ——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李小加 台湾财金投资的创新先驱者 ——永威投资公司执行合伙人黄宗仁 投资最重要的是投对人 ——汇亚集团联席创办人兼总裁梁家锵 拓荒者的足迹 ——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 为客户、股东、员工创造更多价值 ——AXA香港行政总裁蔡强 分散是防范风险的最佳选择 ——德盛安联资产管理亚太区行政总裁余义焜 建立一家成功的中国货币经纪公司 ——毅联汇业集团（ICAP poc）北亚区首席执行官陆景生 我的爱好就是帮助别人 ——高宝集团董事长韩世灏 开拓进取 勇为人先 ——国际宝峰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连烽 从怀疑论者到坚定的信念者 ——基汇资本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吴继炜 制造业老兵的资本新传 ——普凯投资基金创始人兼中国区主管合伙人姚继平 白手起家写传奇 ——印度尼西亚千禧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林仲平 我们不只是做投行 ——新加坡乾丰资本总裁叶建文 从美国华尔街到中国“华尔街” ——瑞信董事总经理兼中国区主席张利平 最瞩目女性的双后盾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执行官孙玮 命运在自己手中 ——中国皇后资本创始人粟耀莹 从平凡中成为不平凡 ——蒙特利尔银行副总裁黄厚本 龙腾虎跃正当时 ——澳洲宝泽（AOMS）金融集团董事局主席王人庆 中新资本桥梁 ——新加坡ICH资本集团总裁卓侨兴 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财务服务机构 ——新加坡大东方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陈明理 从创业家到投资银行家 ——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陈宏 服务华人 为华人增光 ——美国国泰银行董事长郑家发 为中华民族做贡献 ——美国中经合集团董事长刘宇环 做投资银行先做人 ——英高投资集团董事巫沈宾 摘取东瀛首块华人金牌 ——日本国泰资本股份公司总裁潘福平 以勤补拙 以快制胜 ——Raffles Partners创办人邓梓杰 投资一个公司就是一场婚姻 ——DCM联合创始人赵克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麦道基金董事、总经理李勇 成功全赖努力与投入 ——新濠国际主席兼行政总裁何猷龙 山不在高 水不在深 ——新加坡交易所资深顾问汪瑞典 我们是值得信赖的金融中心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王瑞杰 建设“双音速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 书摘：
一代鸿儒 金融先锋
——中国金融改革名将、金融教育家刘鸿儒 大家风范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则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 走进刘鸿儒位于北京明城墙遗址附近的家，好似进入了唐人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所描述的境界。他的家就像是一幅炭笔素描画，整洁干净的屋子摆放着简单的家具，宽大的书桌和书柜是家里的主题，同平常人家一样，房间里摆放着的那些与家人以及朋友等人合影的照片，诉说着那些被记录下来的欢笑、温馨以及难忘的时刻。 这就是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要创始人、中国金融学院和一任院长刘鸿儒的“陋室”了。 刘鸿儒双目炯炯，思维敏捷，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记忆力也超乎常人，即使已到了70多岁的高龄，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和感觉依然不同凡响。 他从学龄前捡煤核贴补家用开始“接触经济”25岁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留学苏联的学生，原本的理想是希望成为一名货币银行学领域的学者；改革开放之后，因主管金融改革，敢于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尝试别人不敢尝试的事情，在业界赢得了“中国金融改革之父”、“中国金融教育之父”等响亮的称呼。对于这些说法，刘鸿儒并不认同，他说：“金融改革是国家的大事，是党中央、国务院定下来的，自己只是执行者而已。” 归国弹指一挥间 专访张俊妮博士
刘志峰（9500）邓华东（9520）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张俊妮博士本人审阅） 刘：张博士，感谢你接受校友基金会《校友风采》栏目的采访。请接受基金会主席张上游教授的问候。 张：谢谢。 成长经历 无法忘怀刘：93年，你为什么选择科大？选择少年班是你个人的意愿还是父母刻意培养的结果？ 张：科大招生老师到我所在的江西分宜中学做招生宣传，引起了我们中学老师的兴趣，因此他们做了一个试点。我也就报考了少年班，这是一个巧合，当时是高二下学期，高中开始一年多我其实是玩掉了。 刘：媒体喜欢用天才来形容少年班学生，你的中学如何度过，有没有被老师同学看做天才？ 张：没有啊。我高二才决定报考科大少年班，因为毕竟可以早一年上大学。 刘：进入科大之前，对少年班和科大有多少了解？（张：了解不多。）后来后悔选择科大或者少年班了吗？ 张：后悔啊，觉得亏了，因为过一年可以考得更好（笑）。记得做梦都梦见走在北京的大街上^_^ 刘：你在93级少年班成绩出类拔萃，是不是一进去就很适应少年班的学习？ 张：不是的。一开始进去很不适应。主要是两点：一是英语不适应，不像苏州中学来的那些同学有比较好的口语与听力基础；二是计算机基础不好，很多同学进大学以前就用过计算机，而我一无所知，连二进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记得第一个学期英语只考了七十多分。当时感觉非常沮丧，觉得自己怎么突然这么差了。 刘：什么时候学习上去了？ 张：我不记得了。好像第二个学期就好些。 刘：十年前你进入科大，回头看，科大五年的生活都给你留下了哪些深刻记忆？ 张：主要是感觉很多老师上课很认真，当然也有老师不怎么负责，比如有些老师照本宣科，大家抄抄笔记完事（笑）。因为后来在不同的国家读书，自己现在也做老师，感到遗憾的一点是启发式的教学不多，可能中国学生还是习惯填鸭式的教学，激发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尝试也不多。总的来说，科大给我们打下了比较牢靠的数理基础。 科大缺少文科课程，我只上过一个学期的大学语文。93级以前连这门课都没有。我们到了高年级时科大开始重视全面素质教育，但是整个课程设置不如综合大学。 刘：我曾经看过你给《少年班班报》写的一篇文章，讲的是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举行成人仪式回来的一点感受，好像抱怨男生女生接触不多。你觉得科大的生活对于女孩子，是不是不够丰富多彩？ 张：你怎么什么都知道？（笑）。是的，不光是对女孩子不够丰富多彩。大学时比较奇怪的男女生之间很少说话，直到毕业我对一些男生也不太熟悉。 刘：科大的学生似乎保留着比较原始淳朴的状态。 邓：我们大学时也不和女生说话，结果是很多科大男生到了北京中科院各个所身心获得极大的解放（^_^）。 张：我觉得这点很怪。 刘：你特别喜欢旅游？大学时你到过新疆等很多地方。在哈佛几年似乎也四处云游。这种行万里路的游历让你感受到了什么？和读万卷书有冲突么？ 张：旅游让我可以感受到很多美的东西。我很高兴可以到很多地方去，接触到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与风情。 刘：女孩子去新疆不怕危险？ 张：当时我们是两个女孩、两个男孩一块去。产生这个想法也很偶然，因为在深圳华为实习时，忽然有同学提到他在新疆奎屯有个亲戚，我们一合计就决定去新疆玩。正好拿了2000块的华为奖学金，很高兴不需要问家里要钱就可以去。（刘：回来囊中就空空如也？）对，差不多花完了。 刘：估计科大男生都很在乎女生如何看他们，你觉得科大男生可爱么？有哪些毛病？ 张：有些科大男生很可爱，也有一些当时觉得比较怪。有时候走在路上，正要跟一个男生打招呼，结果他突然头一低就匆匆走过去了。当然离开学校之后，我慢慢可以理解这些事情，但是有些现在仍然不能理解，比如整天爱玩电子游戏。还有一些男生整天待在女生楼下不走。 刘：来找你的？ 张：哦，不是。很少有男生找我，我大学时不引人注目，因为前额还留着刘海，看起来比较小。 刘：你会玩电子游戏么？ 张：我只会玩很小的游戏，比如扫雷什么的^_^。 刘：少年班功过是非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作为亲历者，你觉得少年班从整体上来说是成功还是失败？ 张：这个没法回答。 邓：统计学家总是这么回答问题，因为缺少参照组？ 张：对。当然从统计的角度，也可以做出分析，虽然最后会有偏差。我认为少年班不应该有特权。我印象中少年班总是有一些特权，别人看我们还是不一样。一个人15岁上大学不可怕，但是我认为一群人15岁上大学，形成单独的团体，这很可怕。例如少年班可以在全校范围内选课，而其他系的同学不行。排课程时，如果哪个系的课程和我们有冲突，少年班提出，最终多半是少年班会赢，这种特殊化不是好事。当然，这种特殊化在逐渐消失，例如现在大家都可以全校选课，这很好。 刘：你本科学的是计算机，研究生是统计，当时是如何做出这两个专业选择的？ 张：本科选择计算机其实是一个失败。虽然很多课程分数我都很高，但我并没有形成自己对计算机这门学科的理解，处于似懂非懂的状态。我想不能这么下去，正巧参加了精算师考试，跟着统计系学了一些统计方面的课程，加上数理基础比较好。所以我申请出国时没有申请一个计算机系。 刘：当时你和94少的高洁都考了全球前三名？ 张：是的，我们科大学生考得都很好。 刘：这直接导致了科大精算考试中心的设立，起初精算中心段开龄先生等人很怀疑科大统计系的实力，跟他们讲科大多有名气，统计系有多少院士和教授都不管用。最后科大提出让对方资助十名学生到复旦大学参加考试，结果这十个学生都考了满分。他们大吃一惊。 张：看来我们还给科大做了点贡献^_^。我不知道这些故事，当时高兴只是因为考了满分，拿到了200美金奖金。我很高兴，正好拿来交申请费。 刘：那你交了多少所大学的申请费？ 张：我特别想去哈佛，所以只交了哈佛的申请费。 刘：其他的都逃了？看来这200美金有不少被你中饱私囊啊。 张：^_^，也不全是交申请费，申请很多其他地方也要用钱，所以基本上没有剩下。 刘：本科申请时，你收到了哪些offer？ 张：哈佛、斯坦福和芝加哥三个。（刘：其他学校呢？）很多学校都不理我，可能因为我没有交钱。 刘：对很多人来说，哈佛令人无法抗拒。还记得那天收到哈佛的offer么？是不是很激动？马上答应了么？ 张：那当然特别激动了。开始我只是在哈佛的waiting list上面，先收到Stanford的offer。当时我在网络中心实习，突然停电了，大家就在哪儿抱怨，有个老师说，"说不定来电你就收到一个offer呢！"然后来了电，一查（Email）真的来了一个offer。当天晚上就请人吃饭^_^。后来过了几天收到哈佛的waiting list，还挺失望的，因为一个劲儿想去哈佛。 刘：那你就一直waiting么? 张：对啊，斯坦福的信就一直没回，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就知道哈佛另外一个人不去了，我就去了哈佛。 刘：确实有人不去哈佛，因为斯坦福的统计其实比哈佛更好？ 张：有，其实斯坦福的统计比哈佛更好。 刘：那芝加哥的offer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张：这个就没想，好像第二天就拒了。 刘：当年在科大做学生，现在在北大做教授。如果这一切可以重来，你还会选择科大吗？何况你还梦见过自己幸福的走在北京的大街上。 张：有时候会想以前的事情，没有梦过。因为科大那几年毕竟是从小孩过渡到成年的过程，肯定忘不了的。有时一点一滴的事情，忽然回想到，甚至是一个打饭的镜头都会想起来，觉得特别美好。这是走过的经历。 刘：在别人看来，你的经历可谓一帆风顺，（张：是的。）考上科大少年班，在哈佛商学院拿到博士（张：文理学院。），现在是北大助理教授。如果给93年到03年的这段经历打分，你给自己多少分？ 张：怎么打分？又没有对比。 邓：和自己理想的状态做个对比。 张：这个挺难说的，我学统计专业的，需要说实话，这都是一份成长的经历，其实也有挫折，总体来说确实一帆风顺。 刘：那印象中比较惨痛的挫折有吗？ 张：特别惨痛的失败好像没有。一般就是遇到什么事情，自己老想，怎么回事。（刘：然后就过去了？）大学也有一段比较惨痛，不是遇到了什么（挫折），是因为自己心理不稳定。 邓：是大二大三学生都经历过的迷惘期？ 张：有可能，反正记得当时连续失眠一个月。睡不着。 怀念哈佛刘：你在哈佛只花了四年就博士毕业，介绍简单一下你的研究？你现在从事的是Monte Carlo方面的研究？ 张：那时候就是。研究主要分为三块：因果推断、Monte Carlo、分类与聚类。 刘：哈佛学习非常紧张，但是你活跃在留学生组织中，而且你还经常回国到各种地方锻炼，到处跑来跑去，最后你只花了四年博士毕业，你如何搞定这一切？ 张：其实我觉得（跑来跑去）还是挺浪费时间的^_^。为什么好多人好多年（才能毕业），因为读Ph.D也是有一种惯性，不加紧这论文怎么也写不出来。一旦加紧很快就可以做完。我也不是很快，我们系通常是五年，但四年的也有。我最后一年在哈佛特别努力，前面三年还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干好多事情。 刘：在哈佛你学到了什么？和自己憧憬的哈佛是不是一样？ 张：总体来说，（哈佛）没有令我失望，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怀念哈佛的日子。一是学术的气氛，我希望将来（国内）有学校也能达到那样。学术上，都想做的特别严谨。哈佛的很多系在全美都是数一数二的，各个系的老师领域都特别广，同时都做的特别出色，又都特别严谨。就像我的导师，六十多岁了，我们两个合作时他那么严谨，不是什么事情过得去就算了，他做什么事情都要反复斟酌、反复修改然后才发出去。第二，作学术不是因为严谨就特别古板，他们思想特别活跃，能把很多东西串起来，富有创造性。创造性、分支丰富以及严谨都让我感觉特别好。此外还有哈佛的多元性，可能美国很多学校都有，各国的人都可以见到，和他们进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让我今天都很怀念。 刘：很多系老师的报告你都爱去听一听？ 张：不是所有的。听到后来还是只对统计有点研究，其他的不过是外行看点热闹而已。 刘：你提到很希望国内有学校具有哈佛的学术气氛。现在你已经在光华教了一年书，这里具有这种气氛，或者将来会有吗？ 张：将来可能有，现在国内还没有一个地方有。 刘：这里的合作气氛如何？ 张：合作气氛还可以，但是学术氛围还需要努力。而且思想碰撞不是很多。哈佛为促进学术交流有很多配套（措施），确实也因为它很有钱。让你经常可以进行交流，机会特别多。国内的问题不是完全独立的。我所说的独立性不只是在于思想会被外界左右，还因为学术在很多人看来不是可以长期追求的事业。例如我们提到要做一份事业，大家首先的想法是去做大老板。在大学里，大家经常想到的只是当老师，而不认为自己要去做学术。而在国外，学术界和实业界是并行的选择。国内学术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还不能够自己孕育独立的思想，从这点来说我们还没有形成很好的机制。 北大与科大刘：作为师姐，能否请你为科大的师弟师妹们来一点忠告？ 张：因为当老师，我发现中国学生还是比较习惯填鸭式的教学，主动思考比较少。北大学生如此，我想科大学生也是如此。我觉得大学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学会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不能继续糊里糊涂过日子。 刘：这个学期，你教2002级北大光华金融实验班的数理统计课程，用英语教学，据说只有1/3的学生可以听懂课？ 张：我也教MBA的课程。这门本科生的课比较难，因为这个班有不少学生是文科出身。中国长期把金融、商学这些学科当成纯文科，甚至和文史哲一样，高中文科学生数学学得较少。随着中国教育与国际接轨，这种状况在慢慢改变，但是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选了一本比较难的课本。 刘：听说你第一次上讲台，学生很吃惊？ 张：是的，我发现他们很吃惊，因为大家看起来差不多大，我就决心在气势上要压倒他们（笑）。其实第一节课我也没有上什么东西，主要告诉学生数理统计是做什么的，在哪些地方有什么应用。 刘：最后气势压过了他们么？^_^ 张：这其实是个玩笑，我班上很多同学叫我姐。 刘：张教授，你最后判分的时候狠不狠？ 张：第一次比较狠，期中考试只有六个人及格。当时我告诉他们，不要在乎这个分数，期末考试我会出得容易。而且最后也进行了处理，满足一定分布。 邓：正态分布？ 张：对，就是每个分数段有多少人， 刘：你教的课程这么难，但我做过调查，你的学生还是很喜欢你，你怎么做到这一点？ 张：我希望可以启发大家，形成互动的教学。刚到哈佛的时候，看到学生会随时打断教授的话头，可能因为有疑问也可能因为怀疑教授错了，觉得特别奇怪。后来我也养成了这个"坏"习惯^_^。我在这个班上做了一些尝试，但效果不是特别满意，一是因为我经验不多，二也因为这是一门比较难的课程。我不想给学生留下的仅仅是一个个公式，希望能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这个公式直观上的理解代表了怎样的涵义。有学生就和我说，没想到数学公式还可以这样理解。有少数学生开始养成这种习惯了。 刘：有学生把你问住了么？ 张：学生有问题，我尽力解答。如果不会的我会告诉他们我想清楚了再解答，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刘：在北大的一年，感觉如何？国内的研究环境远远不如国外，所以有些学者回国之后有很大心理落差，过几年再次出国的也不少。你是否将长期扎根国内？ 张：这个很难说。我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很多人都回来了，会让你觉得自己不是孤单的，而且很多人想去做一些事情。尽管北大改革受到很多非议，我支持改革的总方向。因为改革目标是试图让学术界独立。所以整个发展趋势是很好的，另外我的专业也有特殊性。例如化学、物理、生物的人回来一定会要有大的支持，要建立实验室，买设备，招兵买马。对我们来说，到哪儿都只要一台计算机就行。而且统计本身和应用相结合的学科。中国现在慢慢开始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发展前景也是挺大的。我刚开始回来的确实有些不适应，挺迷惘。因为以前一直跟老师作研究，自己没有独立。现在需要自己去想topic。当然现在回来长了，也能够跟外面有些接触，这也蛮好的。我的专业需要的数据，本来就无处不在，因此会有一些特殊的机会，国外不一定会有。 刘：你提到政府开始重视无处不在的数据的作用。 张：不光是政府，商业机构也很重视。 刘：不论是政府还是商业机构，它们的数据准确可信吗？ 张：商业机构可能要更准确一些。目前有些数据不准确，但长期趋势肯定是准确。他们会意识到准确的数据至关重要，不准确的数据根本没有用。像统计里头说的Garbage in, garbage out。 刘：就像很多机构做的SARS住院病人统计数据，预测到7月1号病人总数会低于60。或许不需要任何的统计知识就能做出这样的预测，因为政府需要这样的数据和数字，而且数据来源无法确证？ 张：对，他们不一定有inside information。北大做了一个统计，用的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要好些。国内可能很喜欢保密，我希望能公开的就公开。 刘：你第一次到光华教师会议，差点被当成学生请了出来？ 张：没有啊，这是哪来的小道消息？^_^。不过我确实经常被当成学生，其实这和年龄无关，我就长得娃娃脸。 刘：北大改革现在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本质上其实就是引入终身教职制度，而改革冲击最大的就是青年教师，所以可以说你深处漩涡之中，刚才你提到赞成改革的大方向。你是否有信心在不远的将来获得终身教职？ 张：终身教职没那么简单，我也希望能达到一定的水平再获得。我没有把握在比如五年之后拿到教授，这个不现实。光华的规矩也加强了，我们升副教授也有一道坎。（刘：终身教授卡在教授？）对。因为刚回来，也被放在这个模式里头对待。他们也跟我们说了怎么才能拿到教授。所以我并不期望特别快就能拿到教授，除非我做得特别好，另外就是标准下降了，这不是好事。 刘：科大学生出国并不奇怪，但像你这样短短四年就选择回国的不多，多少让人感到吃惊。你是98年科大毕业时就想到要这么早回国，还是在哈佛读书的过程中萌发的？ 张：98年我离开科大时，也有实验室老师对我说，你肯定不回来，我们见不到你了。我当时就说"肯定会回来"。虽然我没有具体的去想。（邓：潜意识？）后来我也没有太多的想，回国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当然也有个人方面的原因，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啊？ 刘：我们听出了你后面一句话的意思。 张：（笑） 刘：什么时候产生到光华管理学院任教的想法？科大商学院进入过你的视线么？ 张：没有（笑）。我就找了这么一个地方，也挺偶然的，去年三月快毕业了，我就找我们系的刘军谈，他告诉我有这么一个机会，于是就去试了。因为当时忙着写论文、做助教，所以也没太多的想法。 刘：就是说暂时没有工作也要回来？ 张：是的。可以回国再找。 刘：《哈佛中国评论》听说美国议员人手一册，在美中政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你曾经担任过共同主席，能介绍这段经历么？十六大之后，你曾经作为主席接受过采访，拥护三个代表。 张：哈佛中国评论主要就是开年会，请中国官员、商界人士、学者和美国官员、商界人士、学者一起来开会，进行交流。还有就是编杂志，组稿、编辑、校订，然后出版。也有一些小的seminar。因为借的是哈佛这个地，大家都比较愿意来。毕竟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也很少。 刘：98年毕业之后，我知道你回过科大，对科大这些年的发展印象如何？ 张：科大后来也变了，路也拓宽了，网络中心的设备和研究方向也在跟着形势走。总的来说，科大很不错。但是科大有一个很不利的地方就是合肥太闭塞了。因为好的图书馆和科学院都在北京。 刘：你的专业是计算机和统计，也曾经在美中最好的大学学习和工作过，你认为科大应该如何创建一流的商学院和信息工程学院？首先是有没有可能？ 张：商学院我觉得不太可能，合肥没有那个环境。我一直认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信息学院有可能，但是需要找出一批好的老师和研究人员，能够培养出能力很强的人，需要思考能力很强的人。 刘：科大正在苏州等地建设研究生院，你认为科大走出合肥的努力是否正确？ 张：走出合肥的想法是好的。我了解一些苏州研究生院情况，感觉和苏州政府有比较多的瓜葛。真正能做到什么样，我不知道。一个学校和政府有很多瓜葛，会不会受到它的左右。 科大这些年确实没有很好的推销自己。真正运作这个学院的人需要像张树新这样懂商业运作的，另外有人是搞学术的，但是要有人知道如何打品牌，知道如何给人一个很好的image。 刘：你认为校友能为建设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科大做什么？个人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计划？例如将来是否考虑到科大苏州研究生院任教？ 张：我现在事业刚刚起步，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学会。将来真正有什么可以做的，我一定去做。目前我觉得自己能力还不够，因为这样的校友需要有很多历练，我们年轻人能做的可能很少，我们真正能做的就是把自己这块牌子创起来，让人家觉得科大还不错。 刘：在美国听说过科大校友基金会么？作为一个活跃的留学生组织领导人，你愿意加入校友基金会的行列么？我们希望科大能像哈佛那样强大，也希望科大校友基金会能像哈佛校友基金会那样强大，你认为科大校友基金会该如何壮大自己？ 张：当然知道啊，我还捐过钱（笑），虽然不多。 哈佛校友会为什么如此强大，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平台，确实为校友提供了很多服务，主要的就是networking，因为校友都非常成功。校友基金会每年都开校友会，然后请很多人来做报告，特别强调这种网络的作用，或许你告诉一个人你是哈佛的，然后他告诉你他也是，两人就会觉得特别亲近。正因为有这样的服务性质，校友才会愿意为基金会服务、捐款。必须要不断的提醒校友，引起他们的重视，引起亲近感。他们会不断的告诉校友哈佛发生了什么。这样才能吸引很多的资金。 校友基金会需要专业化，需要有能力，有号召力、有较多的社会关系的专业人员。哈佛中国评论也是志愿者的组织，也希望专业化，但是一直没钱^_^，所以我理解你们所做的很不容易。 刘：再次感谢你接受《校友风采》的访谈，也谢谢你与科大人分享你的经历。您也是《校友风华》栏目采访过的最年轻校友，我们祝愿你的事业更加成功！ 科大江西籍校友风采（不完全名单）发信人: joeliu (老猫) 标 题: 科大江西籍牛人 (2007年05月22日17:39:32 星期二) 江西是俺的家乡，收集名单比较卖力。 金融骄子：张自力、冯路、倪鸿、冯平 学界翘楚：舒其望、张上游、肖旭东、涂予海、霍晓明、许锦波、袁军华、 熊伟、熊辉、魏勋斌、张俊妮、吴洪开、彭琳、杜文亮、陈世刚、邓东林 才子代出：涂予海、刘中青、张俊妮、吴洪开、胡怡文、付国斌、邓育明、万千 ——宁铂 1978年从江西赣州八中考入中国科大少年班，宁铂学号是7700001，因此宁铂 是中国科大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位大学生，而是第一位少年班大学生。 尽管媒体议论纷纷，纷纷以神童到中年出家为题对宁铂进行浅薄的质疑。 我们不仅不应该回避宁铂——宁铂是中国科大的骄傲，少年班的骄傲， 当然也是江西的骄傲。尽管宁铂本人不一定认同少年班教育，但因他 引发的一个偶然时事件——改变了中国数千名天才的命运，激发了 一代人的科学梦想。 宁铂没有如一些人所愿，成为物理学泰斗，但讲台上的宁铂， 从量子力学、中医到佛教，震撼了许多中国科大学子。 宁铂，一个值得尊敬的名字。 —— 舒其望 771（77级数学系）校友，江西南昌人，毕业于南昌市二十五中。舒其望是文革后首位出 任美国名校系主任的大陆留学生。1982年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1987 年在美国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任教，1996年晋升为教授，1999-2005年任系主任，1999年 任我校长江学者讲座教授。1992，因其在计算流体力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获 美国NASA 贡献奖。1995，获中科院冯康科学计算奖。他是计算数学领域国际著名期刊Mathematics of Computation执行主编， Journal of Scientific Computing主编，并担任多个国际 学术期刊的编委。他的研究工作被国内外同行引用达三千多次。 2007年2月20日, 在美国加州哥斯达黎加举行的SIAM科学计算与工程大会上，舒其望教授 被授予荣获SIAM/ACM计算科学与工程奖（SIAM/ACM Prize in Computat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舒其望教授是第三位获得该项奖励的学者，也是第一位荣膺此大奖 的中国人。 —— 张上游 771校友，特拉华大学数学系副教授，江西南昌二中。1977年高考中，张上游是江西省数 学成绩最高的考生之一,求贤若渴的中国科大招生老师经过长达数月的努力，将被录取到 其他大学的张上游转学到科大。张上游1982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1988年获美 国宾州州立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 博士学位，他是科大校友基金会的发起者和 创始人之一。2003年，张上游获得中国科大首届“杰出校友服务奖”。 ——汤超，1977年毕业于南昌市洪都中学，美国物理学会院士，美国加州量化生物医学研 究所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教授，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肖旭东 812（81级物理系）校友。江西吉安人，就读于江西泰和中学、江西吉安县中学。 肖旭东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教授。他1986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并以名列前茅 的成绩考取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美联合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来到美国加州大学伯 克莱分校求学。求学期间，在导师沈元壤教授的指导下，发展了线性光学衍射术研究亚 单层原子／分子表面扩散的现象。其后，又在劳伦斯伯克莱国家实验室从事博士后工 作，学习扫描隧道显微术，从事纳米摩擦学研究。 1994年肖旭东受聘来到了刚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加入了这所年轻大学开创者的行 列。从助理教授到正教授，他领导着一个小而精干的研究小组。十多年 来，他和他的研 究组成员们，在包括分子／原子表面扩散、纳米摩擦学、以及纳米结构的电子性质、电 子输运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前沿性工作。2007年，肖旭东被香港中文大学聘为教授。 ——涂予海，83级少年班校友。198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91年在美国加利福尼 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现在IBM华生研究中心担任物理学研究员，他2004年 当选美国物理学会院士（APS Fellow）曾荣获CIT的Division Prize Research Fellowship(1991-1994）和 APS Fellow(2004)。 ——张自力 814（81级近代物理系）校友。张自力祖籍浙江，毕业于江西南昌二中。1981年高考，张 自力是江西省理科第二名。 张自力现为美国世纪基金公司金融工程研究院院长（Director of Quant Research of American Century），张自力是美国金融界较为成功的华人之一。此前他在德州大学获 得博士学位。 ——刘炽，80级校友，江西省理科高考第二名。现在美国。 ——邓勋明与徐立微夫妇 邓勋明与徐立微是名副其实的“状元夫妻对”。邓勋明博士是804校友，毕业于江西南昌十 九中，1980年江西省理科第一名。现为美国Toledo大学物理与天文系教授、电子工程荣 誉教授。徐立微是823校友，毕业于江西南昌洪都中学，1982年江西省理科第一名。徐立 微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龙生龙，凤生凤，他们的孩子Michael 和 Jennifer如 果参加江西高考，仍然会是第一名！  邓勋明的主页见：http://www.physics.utoledo.edu/~dengx/deng.htm ，邓勋明与徐立 微的家庭照片，请见：http://www.physics.utoledo.edu/~dengx/photos/family.htm ，邓勋明教授所获荣誉请见：http://www.physics.utoledo.edu/~dengx/honors.htm。 1980年8月18日《江西日报》对邓的报道见：http://www.physics.utoledo.edu/~dengx/news/jiangxi_daily.pdf ——刘开平，1985年江西省理科第一名。8512校友，毕业于江西南昌洪都中学。 ——霍晓明，毕业于江西景德镇景光中学。从目前资料来看，霍晓明是历史上第一位荣膺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江西人（我孤陋寡闻，但江西在奥赛一向比较衰）。 霍晓明1989年获得中国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全国第二名，其后代表中国参加在原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Braunschweig举行的第30届国际奥林匹克竞赛，荣获金牌。 霍晓明从中国科大毕业之后，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1997年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现为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工业与系统工程学院副教授。 ——谭小强（或谭强）。89级00班校友。1989年毕业于南昌二中，是江西省高考理科第一 名。谭小强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 ——李剑琨（或李建鲲），毕业于南昌二中。李剑琨1988年代表江西省赴安徽参加第四届 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并以全国第六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国家集训队。其后保送中国科 技大学。 ——许锦波，1990年全国高中生数学联赛江西省第一名。毕业于江西临川一中，1996年毕 业于中国科技大学，1999年，获得中科院计算所硕士学位，2004年，获得加拿大滑铁卢 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学位。其后任滑铁卢大学研究助理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后。2005年，出任丰田理工学院（芝加哥）生物信息学助理教授（Toyota Technological Institute at Chicago）、美国芝加哥大学计算机系兼职教授。 ——袁军华，1993年江西省高考前四名，毕业于江西省泰和中学。1998年毕业于中国科大 近代物理系。2005年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获得物理博士学位。现为哈佛大学博士后。 ——熊伟、彭琳夫妇，均毕业于南昌十中，分别为中国科大89级近代物理系与91级生物系 校友。熊伟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正教授。 彭琳和熊伟是南昌同乡。两人毕业从中学到大学，从中国到美国，一直是同学或校友。 可谓夫唱妇随，相伴天涯。但据熊伟博士介绍，他们同时就读于南昌十中时，“几乎没有 说过话，遑论约会”。熊伟、彭琳的爱情故事萌芽于中国科大。熊伟年仅26岁成为普林斯 顿大学助理教授。而且他在普林斯顿是直接从助理教授升任正教授，中间跳过了副教授 级别。 ——熊辉，9010，现为罗格斯大学商学院(Rutgers Business School)助理教授，毕业于江 西省南昌二中。 ——章晓斌，毕业于宣春地区靖安县中学。8516，量子无线CEO。 ——魏勋斌，882，毕业于南昌洪都中学。复旦大学教授，UC Irvine分校博士，哈佛大学 博士后。1999年获得Howard Hughes(霍华得休斯)基金在哈佛大学医学院David Clapham 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2001年起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担任讲师 职务并从事科学研究。现为美国生物物理学会和美国光学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会员。 ——张俊妮，93级少年班校友。毕业于江西分宜中学。24岁的张俊妮张俊妮用了不到四年 时间完成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业。2002年9月，张俊妮回到中国，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助理教授，成为北大光华最年轻的教员。张俊妮现已晋升为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俊 妮是美国统计学会会员、泛华统计学会会员。在哈佛期间，张俊妮曾出任拥有广泛影响 的哈佛中国评论共同主席和主编，她还担任过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主席特别助理。 ——吴洪开，毕业于吉安七中（白鹭洲中学），91级化学系校友。吴洪开13岁时考入中国 科大，是当年中国科大最小的新生，比少年班最小的新生还小。200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 化学系博士学位，继而赴斯坦福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2005年入选清华大学“百人计 划”，受聘为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也是该系最年轻的教授。 ——曾冬林，江西省南丰一中，1989年考入中国科大数学系。北卡大学（Chapel Hill分 校）公共卫生学院生物统计学助理教授。 ——余笑寒，毕业于江西玉山一中，85级少年班校友，，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学 习，获博士学位。 现为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段云,江西人，85级少年班校友。清华大学管理工程系助理教授，斯坦福大学博士 ——王元勋，8800校友。江西丰城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子工 程系助理教授。 ——饶恒毅，毕业于江西南城县第一中学，92级少年班校友。心理学教授。基础心理学博 士生导师。中山大学脑功能影像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科特聘专家。 ——谢幸，毕业于南昌市第十中学，92少年班校友。微软亚洲研究院互联网搜索与挖掘 组，研究员。 ——陈炽(Tony Chen)，毕业于南昌市第19中学，美国众达（Jones Day）律师事务所上海 代表处，圣地亚哥办事处。陈律师于1987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并获得细胞生物学学 士学位。在开始法学院学习之前，他在Vanderbilt大学研习分子生物学。1993年他获得 了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贾晨（女），毕业于南昌十中，89级生物系校友，现在芝加哥摩托罗拉公司工作。 ——冯路，毕业于南昌二中，85级近代物理系校友, 杜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目前在纽约掌 管对冲基金。 ——倪鸿，毕业于南昌二中，87级化学物理系校友，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博士，目前在美 国新泽西洲掌管着市值接近1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据说哈，我还没有查过）。 ——冯平，毕业于江西师大附属中学，80级近代力学系校友，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美国 雷曼兄弟银行董事总经理. ——杜文亮，毕业于江西省南昌二中，88级教改试点班（少年班系）校友。雪城大学 （Syracuse University）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助理教授，。普渡大学博士。 ——黄颖，毕业于南昌十中，88级教改试点班（少年班系）校友，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博士 。 ——陈世刚（陈世冈），毕业于南昌19中，88级计算机系校友。佛罗里达大学计算机系助 理教授(University of Flordia, Computer Science)。 ——黄雪飞 1990年毕业于江西师大附中，进入中国科大教育改革试点班（少年班系）。 黄雪飞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现为托莱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ledo） 化学系助理教授 。 ——骆小春, 江西人。84级少年班校友，美国汇丰银行高级副总裁 ——万飙，江西南城人，87少，华为公司基站系统总监。 ——吴波，1987年毕业于赣州市一中，考入中国科大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毕业后赴美留 学，在新泽西罗格斯大学获理学硕士和ＭＢＡ学位。其后吴波放弃了美国邓白氏国际商 务信息公司全球商务战略发展总监的职务，加盟金融界，出任该公司首席运营官。其后 金融界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功。 ——Zou Hui,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univerisity of Minnesota ——万千，95级少年班，1995年从毕业于抚州一中（现属临川市）。2006年获得耶鲁大学 物理系博士学位，现为纽约雷曼兄弟银行量化分析师。 万千在耶鲁大学期间，曾任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2003年底，温家宝访美接见纽约地区 17位杰出华人代表，并于之座谈。席间温家宝发表他著名“这一弯浅浅的海峡，是最深的乡 愁，最大的国殇”的演说。当时，万千作为耶鲁大学学生会主席、大纽约地区学联副主席在 场。 我一直管万千同学叫：马丁•路德•万。因为万主席堪称中国留学生平权运动的 马丁•路德 •金，不过他一直不肯接受我老人家的采访。这厮婚宴，我专程赶去纽约，送上尿布 一捆， 被他当场丢在饭店。//cry 中国科大少年班校友中的江西临川一中学子 胡怡文(8211)：江西省外贸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 付国斌(8315):巨龙公司执行董事、亿阳巨龙公司董事长 刘中青(8211)：IDG 技术风险投资公司副总裁、深圳首席代表 邓育明(8311):美国爱德科技公司总裁 部分江西籍中国科大教授或院士 －包忠谋，江西南丰人，原中国科大副校长，1948年毕业于前南京中央大学电机系。 －－ 徐建中院士，原籍辽宁北镇，生于江西吉安 ——张家铝院士，江西赣州人。195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 -- 20年地震处理回顾在The Leading Edge杂志出版发行2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回过头来，对地球物理学科20年来的发展过程做一个回顾。我主要想就地震资料处理谈一点看法，当然，我们不可 能因这一回顾而重新阅读全部文章、摘要或是题目。换句话说，我想从20年来从事数据处理教学和研究的角度，对众多的材料加以总结。正如任何评论家都会做的 那样，我在这里先讨论地震资料处理中头等重要的先进技术，因为这些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已改变了我们日常的工作方式。
首先是地震处理的特征。通过地震资料处理，我想任何计算技术为了生成地下图像，都要去除噪声或波传播中的干扰。一旦这种图像生成后，就有许多方法对资料做进一步处理，以获取更多的信息。 属性分析、相干性和AVO分析等图象处理和抽取方法都很重要，但它们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同样，还有地震反演。 DMO—倾角时差 到1982年，二维叠前偏移的大致轮廓就已基本形成。但即使是二维，当时的计算机处理能力也几乎难有作为。此外，众所周知，叠前偏移对速度误差非常敏感，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为叠前偏移寻找另外的解决方法。 解 决这一难题的一种方法是把叠前偏移过程分为单独的步骤，这种观点认为，叠前偏移是正常时差，其后是一个神秘的过程，接下来是共中心点叠加，最后是叠后偏 移。该过程要满足处理结果与叠前偏移结果相同的一切条件。希望这两种结果在复杂岩层或水平速度变化大的情况下完全一致是不合理的，但在轻度变化条件下这一 目标是可实现的。 那么这一神秘的处理过程是什么呢？早在1978年就有一种商业应用软件DEVILISH，其发行版本叫做叠前部分偏 移，但未被广泛接收和普遍使用。到1984年这种神秘处理的最终形式被称为倾角时差——DMO，由于人们的普遍接受，很快被当作标准处理过程，它对速度误 差并不敏感，而且效果很好。 在过去的16年里，DMO已发展成包括速度变化（垂直和水平）、波形变换、各向异性及三维应用。 一些偏移纯粹主义者认为DMO只是一种手段，是惹人分心之源，应当努力投入到解决叠前偏移的实际问题中去。也许这种观点是对的，但是DMO所做的就是要在 80年代叠前偏移的计算需要和实际的计算机能力的鸿沟之间架设一座桥梁。此外，如果地下情况较好，DMO还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处理手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DMO依然是一个数据处理的主要里程碑。 各向异性 众所周知，早在50年前对地震波的研究就倾向于有方向性的速度，而在此前的50年前就提出了详细的理论，但事实上各向异性直至80年代末期以前一直都被人们所忽视。 为什么呢？因为各向异性是一种弹性效应。看起来我们无法对这种弹性效应做出评估，没有通过对三分量数据的测量来观察全弹性波场也无法消除它的影响。普遍认 为各向异性的影响是依据横波—即横波的分解、偏振等来衡量的。但是起作用的横波数量很少，至少相对于大量的起作用的标准纵波是这样。在70年代曾有过一个 对横波研究的热潮，当时人们似乎认为横波数据可以提高分辨率，有些东西可能值得对多分量资料勘探展开争论。这种认识是建立在横波的速度大约是纵波速度的 1.5倍这一事实基础上的。所以在频率相同的情况下，横波的波长大约是纵波长的一半。令人遗憾的是自然规律并不是这样，从横波只能得到大约希望频率值的一 半左右，并且分辨率并无根本性的提高。所以尽管人们认识了各向异性，对它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但其命运仍是如同以前一样，不被人们所重视。 到了1986年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当时有人论证，各向异性是我们已处理了60年的纵波资料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 外，有人提出设立易懂的，意义明确的各向异性参数，这使得各向异性的意义为每个人所了解。人们更深入地理解了这个问题，这在各向异性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令 人高兴的时刻，人们把它论述得更清楚，而且在实际中有了很好的应用。如果你想寻找，各向异性随处可见，重要的是，如果地下是各向异性的并且假定它不存在时 你来处理数据，那么所得到的图像会变差，振幅都是错的；反射层不在正确的深度或正确的水平位置；断层终点被拉长等等。解释员会受到处理员的各向同性世界观 的连累。 1986年以来，我们经常会见到大量描述各种类型的各向异性的著作，介绍如何从纵波资料中去掉各向异性旅行时及振幅效应，如何根据所得资料估算各向异性参数等等。现在已经有了各向异性NMO、DMO及偏移，而且几乎每个月都有更多的新算法问世。 三 维处理 虽然本文讨论的是处理，但我们都知道，是采集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数据处理的发展。在过去20年里开发了许多重要的采集技术，例如井间采集，海底电缆，遥测技 术、海底地震检波器及垂直电缆，这些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没有比三维采集所引起的变化更大的技术了。三维放炮的根源可追溯到30年代，但在计算机问世之 前没有多大进展。在80年代中期情况就改变了，三维变成了工业标准。 许多根据二维资料研制的处理程序都可直接应用于三维资料。二维和三 维都是单道进出的单一通道理处理，做三维处理时不需要做实质性的修改。但多道处理就不同了，例如正常时差，二维与三维可视作相同。毕竟它只采用了建立在震 源和检波器分离的时间轴的一种转换。但是假如对一个2000米炮检距沿东北方向的地震道应用DMO时，那么另外一个2000米炮检距的地震道是在南北方向 吗？二维DMO并不能分辨这种情况，但三维NMO能够解决这类问题，因为NMO速度是方位角的一个函数。 NMO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还要提及DMO、偏移、地表一致性处理（静校正、反褶积）、压制多次波及各种各样的速度分析。除了理解这些处理在三维中是 怎样工作的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外，还存在着卷积道的计算问题。1982年的一次大规模三维地震勘探其地震道数不高于二百万，而现在一次更大规模的地震勘探会 有多于两亿个地震道，在20年内地震道有了成千倍的增加。 通过比较的方法，莫尔定律告诉我们，印刷电路中晶体管的数量每18个月就会翻 一番。同晶体管的数量的增加一样，处理速度也是如此。令人惊奇的是，1964年的莫尔定律，恰好适用于今天计算技术的发展。过去的20年可以用18个月为 间隔划分为13个阶段，所以1982年的计算机速度到现在应为213或者说大约快了8000倍。这似乎听起来变化是巨大的，我们有了比当时多1000多倍 的数据，而处理的速度却快了8000倍。只需用1982年时的1/8时间就可完成处理。但速度只是构成计算机性能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还有内存、磁盘空 间、网络及批量处理的并行结构等。事实上，数据处理需要远远超过当时的计算机处理能力，并总是如此。现在一分种所做的处理当时也许需要几个小时或几天。由 于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提高，我们将能对更大的数据体进行空前复杂的地震处理。深度偏移就是一个良好的范例。 深度偏移 如果我们把讨论的范围仅限于过去的20年，那么我们应当认识到在1982年时偏移就已经是一项成熟的地震处理技术了。地震工作者都知道，人们几乎在放炮采 集数据开始就知道存在水平定位的误差。在5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人们对偏移是什么和怎样做偏移的一种综合性观点的形成做了重要的工作。于是在1978年 发表了数量众多的基础性论文，如克希霍夫偏移、相移偏移及f-k偏移。其中克希霍夫和f-k偏移可运用于三维数据，而且后来f-k偏移还发展成叠前偏移。 1982 年深度偏移有了重大进展而且超出了深度偏移领域，特别是叠前深度偏移。对这一技术需求的上升是由于传统技术的失利。NMO、DMO（1984年后）、共中 点叠加和叠后偏移这样的处理流程能对大规模的数据产生满意的图像。从而把海上勘探引向更深的水域，可以探测水下盐丘四周情况，检验盐下岩层，有效地处理极 端恶劣的地形及难于成像的逆掩断层地区。这些情况都涉及到了剧烈的三维水平速度变化。当地层的硬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变成了偏移问题。在这种极端恶劣的地 形条件下，去偶处理流程根本不能提供精确的成像，这使得叠前深度偏移只不过成为了一种游戏。 归根结底标准处理流程全都建立在恒速物 理性质的基础上，或表示为V（Z）。在1982年以来的连续性进步过程中，偏移研究人员已经把越来越多的物理性质结合到了偏移处理当中，例如各向异性、三 维炮点几何及在V（x，y，z）的强烈变化。在探索偏移应用的新途径方面已经出现了显著的理论进步，如各种各样的傅里叶域、有限差分、高斯射线束、筛式分 布函数及长期使用的时空域克希霍夫偏移。 克希霍夫深度偏移是目前正在使用中的一种主要技术，这或许是因这种技术能广泛适应各个震源和检 波器的各种坐标（x，y，z）。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旅行时和振幅繁琐的计算逐渐从克希霍夫偏移分离了出来，并且隔绝于在日益复杂的射线追踪器。辐 射特性图、衰减、各种弹性波现象、各向异性、多路径传播及其他我们认为重要的特征都可在射线追踪器中起作用。偏移程序本身看起来越来越象一种数据库和分类 程序的组合体。 速度更快、体积更小的计算机的发展不仅渗透到了地震资料处理领域，同样也渗透到了采集技术当中，随着大型数据体中数据质 量的改进及用更先进的理论和计算机来进行处理，过去的20年将会被当作地震偏移的黄金时代来为人们所回忆。毫无疑问这种进步将继续下去，而此前所奠定的基 础也将继续发挥作用。 这不是缘份，这是美国感恩节到了，整个系内一年级的 PhD 在一起聚餐，地点是同班的一个女生A家。 曾与 A 之 roommate （say B）有过一面之缘，便觉此女子甚好，后探得她亦乃本校第 一年生物PhD，初到美国，尚无情许。余心戚戚焉，于冥冥中自问是否多年劫数已尽， 情缘将至，经吾旁敲侧击，徐徐接近，动之以情，悦之以行，至此苦心经营，假以年月 ，努力成就一番金玉之缘，亦可谓为今后五六载 PhD 生涯 及 终生的福祉添砖加瓦。 。。于喃喃自语中吾似已心有所许矣。未立告他人者，乃因觉冒进神速，有损缘份浪漫 之真谛，他日良缘既定，于呢喃窃语卿卿我我之既，恐其责吾登徒子之类语，故欲以长 久计尔。 然数日前已被如实告知，此女慕者众，有男自本学期始，常开车相送，便以货购交通， 往来其家，饮食相聚。改日于系馆大堂内吾再以此隐情相问于A，谓其二人前盟初定， 此女已不再available 了。 然今日得以再见，愈加慕其形貌。烤蓝莓派及cookie已备晚餐所用之甜点，出入厅堂之 间，少言寡笑，然言必芬芳，笑必楚楚。吾亦于厨房中切洗以备四菜，厨间促狭，交通 相侧，轻声相唤，往来间递之以碗，送之以箸。于一留美数年之单身男PhD，此非人间 之至乐也哉？ 然佳期如梦，去似朝云，现实世界，非花非雾。午夜将至，聚会行将结束，此女“男友 ”亦至，按约与其及等人驱车前往城外的 Mall作 Black Friday 之午夜购物。在座的 人也成群散去。 吾目彼男，年稍长，个瘦高，发稍长稍稀，貌不美不丑，沉默少言，表情僵硬，问之， 答曰来美已五年，泯然众PhD矣。 吾苦笑曰：若吾谓彼男百步，吾亦不五十步哉？ 然地别天差，往小了想，彼得之，我 失之，若此女果真惠好，不平生之大憾耶？往大了想，于茫茫留美PhD之中，在这北方 小城，你我不也有如罗贯中笔下之有姓骁将，横空出世，至胜负立判，也不过寥寥十数 字而已，亦无所可恨。不想开一点，又有何法。然缘份，在美国，像稀薄的空气一样来 ，像闪电一样去。 乱曰：今此情愫，亦劫数尔；缘尤如此，情何以堪？苍苍美利坚，不问缘分，而问捷足。 发信人: xappppp (xappppp), 信区: Love 11月28日 午后游湖 三首其一 序：湖浅沙多，西望则是沙滩，闻人声相呼，似在烧烤。 乱绿初黄绕浅湖， 其二 序：到西滩不觉心醉，洋娃腿长，舒张沙上，好生迷人也。 但见西滩玉体陈， 其三 序：稍北转，树渐密，有小径，果然通幽。庶料竟不意惊艳。 湖湾深处野花荫， 格律术语简释作者: 未知
乐府
歌行
赋得
古风
古体诗
四言诗
五言诗
六言诗
七言诗
杂言诗
近体诗
今体诗
律诗
格律诗
排律
绝句
应制诗
试帖诗
诗韵
押韵
近体诗押韵
古体诗押韵
叶韵
通韵
换韵
险韵
唱和
分韵
分题
进退格
辘轳格
葫芦格
平仄
“一三五不论”
对与粘
失粘
五绝
五律
七绝
七律
三平调
孤平
拗体
拗救
古绝
入律古风
八病
对仗
工对
宽对
借对
流水对
合掌 美国“资本收割机”正在工作 把损失分给世界国际投机家有个术语叫“剪羊毛”，大意是以低息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大量流动性，全面推升资产价值，引起投资热；将资产和资本泡沫吹大，形成投机狂热后，制造各种危机或猛然抽紧银根，迫使资产超速贬值；当优质资产价格暴跌到正常市场价格几分之一甚至百分之几时，资本玩家们能够以非常低廉价格收购这些优质资产。
这种“剪羊毛”又被称为“资本收割机”。
“资本收割机”正在收割
当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宣布搁置对美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收购计划后，在危机肆虐影响下花旗银行股价暴跌，即使花旗最大股东沙特王子阿瓦利德宣布3.49亿美元增持计划，也没有阻止股价下跌。截至11月21日，花旗集团股价报收3.77美元，市值仅剩下205.45亿美元，与2006年底股价50多美元、市值2740亿美元相比，如今已经缩水逾90%。花旗银行在106个国家拥有2亿个客户，品牌影响力和影响面远超过雷曼兄弟和美国国际集团。除资产负债表中有2万亿美元资产，花旗还有约1.23万亿美元表外资产，包括6670亿美元按揭贷款相关资产。据美国彭博社统计，去年三季度以来，花旗银行资产减记达到 657亿美元，超过现市值3倍多。 摇摇欲坠的花旗集团终于盼来美国政府援救。美国政府为花旗提供了包括住房抵押贷款在内的3060亿美元债务担保，并对3060亿美元以外风险资产提供无追索权贷款，花旗将提供70亿美元优先股作为回报。此外，在10月份已经向花旗注资250亿美元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再度出资200亿美元购买花旗优先股。花旗为美国政府所持有股份提供年利率8%股息分红，政府同时享有27亿美元普通股认股权证。此外，作为援助方案的约束条件，在未来三年内，除非得到上述三家机构许可，花旗集团不可向股东提供每股1美分以上的季度分红（目前花旗季度分红为16美分）。花旗集团随后发布声明表示，上述一揽子救助计划将给集团带来约400亿美元资产收益。 可见，美国政府这次救援出资200亿美元和为 3060亿美元债务提供担保，而获得翻倍收益。作为一个拥有2万亿美元资产的银行，区区200亿美元资金只是沧海一粟。说明花旗资产在已经缩水逾9成后，美国政府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非常大，在充当“救世主”的同时，不但出资成本很低，而且收购了大量低廉的花旗资产，增加了美国政府对花旗集团的话语权和控制权。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美国政府岂不是在充当着“资本收割机”的角色？美国是否正在“剪羊毛”？在当前危机肆虐之时，要有这样的警觉。
把风险损失分摊给全世界
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美国增持海外资产3.56万亿美元，为历年增持之最。截至去年年末，美国海外资产规模达到19.46 亿万美元，反映近几年美联储注入流动性并没有留在美国，通过对外投资全部投向海外，其中包括部分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投资于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股权，获得巨大股权收益。当美国流动性游离出去时，其他国家则在增持美国资产。去年外国投资者增持美国资产3.43万亿美元，也是历年之最。截至去年末，美国对外负债总额为21.18万亿美元，可见美国玩了个金蝉脱壳。虽然次贷危机爆发在美国，但次贷危机损失却由全世界来埋单，各国因此蒸发掉大量社会财富。 美国2007年国际收支逆差为7331亿美元，比2006年减少1218亿美元。美国对外净债务不增反减，显然与去年次贷危机相背离。尤其是美元自 2002年以来持续贬值，使各国投资持有的21.18万亿美元资产严重缩水。按美元贬值幅度推算，美国通过美元贬值带来对外债务消失额累计达到3.58万亿美元。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债务危机，虽然严重打击了美国，但美国正利用它的影响和领导力，将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到他国，而且赖掉了部分巨额债务。花旗集团的案例表明，美国最终可能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受益者，其霸主地位将得到巩固。 信源：中国证券报 血案惊醒大国梦：印度不过是泥足巨人周三夜10点30左右，印度最大城市和商业、金融业中心孟买骤然响起阵阵枪声和爆炸声，据后来的报道，一群恐怖分子在孟买南区豪华的泰姬玛哈宾馆、奥布罗伊宾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孟买中央总站等至少7个重要地点，对密集的人群进行了“协调一致的一系列袭击”，导致至少80人死亡，250多人受伤。
据当地媒体称，一个此前毫不知名的伊斯兰组织“德干圣战者”宣称对此事负责，一些印度媒体也开始“例行公事般地”揣测其与邻国巴基斯坦是否有关，如此惊人的恐怖事件引起的恐慌则在这个南亚最大都市中蔓延，各种谣言不胫而走。 孟买是印度的经济和金融枢纽，南亚最重要的商埠和港口，地位举足轻重，而印度又是“金边四国”之一，国力蒸蒸日上，防务实力更是其最足自豪的一环，就在最近一段时间，踌躇满志的印度领导人还忙着折冲樽俎，和G8的首脑们周旋，全世界还在认真地谈论，新兴的印度将在重建的国际金融秩序中，扮演怎样的重要角色，印度人还在热烈地探讨自己的新导弹、新航母、核潜艇与战斗机计划，夸耀着对月球的首次撞击，兴奋地展示本国海军在索马里沿海反海盗的“赫赫武功”，希望让全世界尽快感受到印度“大国的本色”，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可以用兵于千里之外、耀武于九天之上的新兴大国，却无力保护自己最大都市的平安，这无疑会令印度社会产生巨大震撼和强烈不安。 类似的恐怖袭击在印度并非破天荒头一次。东北部的阿萨姆邦，近年来多次发生各类恐怖活动，造成过惨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今年9月14日，首都德里人烟稠密的中央购物区康诺特广场先后遭到多枚炸弹袭击，导致至少20人死亡、90人受伤；电子产业中心班加罗尔、西部城市艾哈迈德阿巴特、斋浦尔等重要城市也曾发生过类似的连环爆炸案，造成重大伤亡；孟买本身也遭到过更严重的恐怖袭击，2006年7月，在一系列针对上班高峰火车的炸弹袭击中，将近190人死亡，700多人受伤。就在前不久，据媒体透露，恐怖分子已公开威胁将袭击印度的重要目标，所谓空穴不来风，如此众多的预警、前鉴，本应让印度这样一个大国做好防备。但此次通过CNN的实况播出，全球看到的是一个手足无措的孟买：装备最普通AK步枪和手榴弹的恐怖袭击者在繁华街区横行无忌，警方的应对既颟顸且虚弱，甚至孟买反恐机构的负责人也在交火中饮弹身亡。如果说，通过“月球飞船一号”和“塔巴尔”号护卫舰，人们曾看到印度的雄心与实力，那么，当前一日人们得知，“塔巴尔”击沉的并非海盗船而是泰国拖网渔船（甚至都没有去核实和救助），紧接着就传来孟买的枪声、爆炸声和伤亡噩耗，人们又一下子看到了，这头庞然大物般南亚“白象”的浮躁和虚弱一面。 由于民族、宗教关系错综复杂，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地域矛盾、种姓矛盾痼疾难除，产业结构极不均衡合理，印度在近年来虽然经济上获得了出色的统计数据，军事上建立了庞大的武库，但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非但未有所缓解，反倒更加激化，而对于此，党争激烈、步履维艰的中央政府显得应对颟顸，头痛医头，甚至一味掩饰，或简单推给“巴基斯坦因素”了事。对于社会积郁的不满和不安定因素，政治家们一面用催趱经济快车提速的办法稀释（却造成更多的不平等），一面不断向邻国、远洋甚至外太空展示“印度肌肉”，刺激民族情绪，转移社会视线。如果说，这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一度取得了一些效果的话，那么此番孟买的枪声、爆炸声和鲜血，足以让每个最健忘者重新想起，印度仍是个内部问题众多的“泥足巨人。” 樊篱之内未安，疆场之外遑顾，孟买血案不仅对雄心勃勃的印度是一针清醒剂，对每个正在做着“大国梦”的新兴国家，都是最好的警示。 信源：凤凰网｜编辑：2008-11-27 11月26日 杨佳列传杨佳者，京师皇城根人也。少文静，好读书。及少长，父母离，佳闷闷不乐，性情日见孤僻，无业谋生，乃终日游走网络江湖。
和谐年，佳游玩至松江府，力乏，租车代步。不意有捕快欲凑捕盗指标，诬以盗车，捕而罚之。佳以清白自许，至公堂不跪，昂昂然而辩之。然捕快衙役不听其辩，拘之辱之，并施杀威棒一百。佳忿极，乃择七月一日吾朝吉日，于衙门外燃火，乘乱突入禁中，拔刀砍杀，如入无人之境，当场斫翻十余人，计六死四伤。力竭受缚，犹目炯炯不惧，曰：怨气荡然，死无憾矣。 事发，朝野震惊。小民皆窃窃私议，官府且不自保，焉能护吾等乎？遂判时称其为杨某，以掩官府难言之实；以避民众人肉之搜索。因奥运盛事万邦来朝，官府严惩作恶之徒指标尚且不足；凤凰tv身心不惧，探察杨于审理间不从于官府，而被自宫，无奈之下，学习辟邪剑法以慰其心。 初，佳一路杀入，遇女官人则不犯。野史曰，此为念母抚育恩之故。谬也。盖佳于公堂受辱并领杀威棒时，有女官人劝众衙役莫如此，虽劝而不止，然佳心存感激焉，故不犯。 太史公曰：性刚烈如杨佳者，不惧死而惧受辱，一朝受辱，必流血百步，伏尸数人。捕快衙役如遇此辈，宜诱导之而不可威逼之。又曰：所谓和谐，在政通人和，劝恶从善，化戟为犁。至若诬人为盗，逼民造反，欲谋和谐，无异缘木求鱼也。 信源：八阕--九派神州
韩钢：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继毛泽东之后，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任职五年：１９７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８１年６月；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〇三个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是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在中国大陆，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是按照这个基调来评述的。近些年来笔者阅读的印象，发现“一正”显得不足，而“四负”则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辞世后，官方的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是“有功”二字，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抛开其意识形态的色彩，至少在事实的层面，官方这次的评价应该说还算公道。至于“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新的个人崇拜”等问题，新华社的生平完全回避了。这很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在这几个问题上也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以新华社发表生平的形式重新做了结论。但是在笔者看来，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的研究，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抓捕“四人帮” 关于１９７６年的抓捕“四人帮”行动，迄今为止，在缺乏公开文献的情况下，三位直接当事人的口述最值得重视，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其他的记述多为转述甚至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都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据《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披露，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９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详述抓捕“四人帮”经过：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１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９月１４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 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的自述中说：９月１１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９月１３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吴大概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这个情况的，因为据吴称，华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据张根生记述，１９９９年３月９日，他曾亲自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华告诉张：９月１０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９月１３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三位当事人对事情经过的回忆，时间、细节不完全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最近发表的熊蕾（熊向晖的女儿----笔者注）的文章也值得注意。熊文披露，抓捕“四人帮”后的第五天，叶选基（叶剑英侄子----笔者注）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笔者注）曾向王震和熊向晖介绍此事的经过。叶选基称，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三位当事人的说法。 对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曾在中共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考虑。当华国锋委托李先念转告此意后，叶与华一拍即合。这样，华、叶、李最早达成了共识。叶剑英的支持最为关键，叶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当时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还表明，与其他在京政治局成员分别沟通的，也是华国锋。 当时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有１６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吴桂贤因被认为“追随”江青等人、刘伯承因病重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在京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尤其是汪、吴、陈（锡联）、苏态度坚决和积极。这样一来，华取得了在京政治局成员绝对多数的支持。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人商谈的。 据张根生的记述，华国锋说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 据《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０日访问华国锋，华说：（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６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９月２１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９月２６日，他向李先念、吴德通报了隔离审查的想法，得到李、吴赞同。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９月１６日和２６日华同李先念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１０月２日、３日、４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约见耿飙，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 １０月６日晚８点，在华国锋、叶剑英主持下，汪东兴具体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四人帮”亲信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等新闻单位。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的确“起了决定性作用”。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继续“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可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邓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抓捕“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做出决定”，华国锋肯定是知道而且同意的。 王的叙述有一点尚待考证，他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官方编写的《邓小平年谱》，邓是１９７７年２月３日出院之后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邓当时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１０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１２月１４日，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毛毛还说，１２月１６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华和高层这时是否告诉过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的打算，不得而知。但仅从上述举动看来，即便当时没有明说，也是作一种暗示。何况，前引吴德口述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４日，华国锋向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说过：“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华说的是“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即一开始华和中共高层就已经考虑邓的问题了。吴德的口述可以印证华的说法。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后来也说过：“我记得１９７６年１２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１９７７年１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参与起草的当事人证实了李鑫的说法：华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多做工作，准备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１９７７年１月份为华起草的“讲话稿中已经明确地写了这个思想”。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１９７７年１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至于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其实是华和中共高层的策略考虑。在上述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也曾作了说明：中央考虑到“四人帮”的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会利用这个问题作借口，所以解决邓的问题“要有一个过程”。华用了八个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华说：“有些同志不理解、不赞成中央的这个决定，认为一打倒‘四人帮’，马上就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如果不是首先紧紧抓住对‘四人帮’斗争这个全局，在‘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之二还没有发出，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揭露之前，在他们批邓另搞一套造成的混乱没有澄清之前，就急急忙忙去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产生各种疑问，特别是‘四人帮’的余党一定会乘机捣乱。‘四人帮’不是早就造谣说什么‘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什么‘邓大平、邓二平’吗？……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华不是辩解而是袒露心迹。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阻挠和拖延”。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两个月后，５月３日，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 “打招呼”。７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其实，经过一个过程再让邓出来工作，不是华一个人的主张，而是高层的共识。熊蕾的文章披露：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熊向晖面见叶剑英。熊跟叶讲了大家都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心情。叶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如果说华是“阻挠和拖延”，那么，又如何解释叶剑英“要晚一点”、“要有一个过程”的说法呢？ 坊间一直有说法，华继续“批邓”，是为了阻止邓复出。有充分的文献证明，同意继续提“批邓”口号的不是华一个人，所有高层人士当时都维持了这个口号。实际上，这也是华和高层的策略考虑。 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做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 １９７５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了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不能不说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做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 笔者阅读所见，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公开的讲话只有一次提过“批邓”。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２５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说“四人帮”“ 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邓另搞一套”。仅此一句。这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批邓”。至于官方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从１９７７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这倒印证了李鑫的说法：１９７７年１月中央已经决定请邓出来工作。既然要请邓复出，当然不会再提“批邓”。所以，说是继续“批邓 ”，其实不长，三个月而已。后来对华的指责，是把史实放大了、说重了。 “两个凡是”的由来 华国锋最受诟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是事情也并不如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 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出自华国锋，而源自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的两报一刊社论。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由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这是一个新成立的秀才班子，主要负责人是李鑫。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华国锋本人也说过两次“凡是”，但是具体背景有不同，与社论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一次是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６日对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讲话。谈到揭批“四人帮 ”，华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华在这里针对的是具体问题，主要是顾虑揭批“四人帮”时触及毛泽东，与邓小平复出与否无涉。一次是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话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 ‘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对比一下，华的讲话与两报一刊社论的表述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话不同。讲话稿也是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两个凡是”不是华的“发明”，当然，华和政治局也都讨论过或传阅同意。 不过，华后来感觉这个提法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１９７７年３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两个凡是”，而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当然，华只是感觉“两个凡是”的提法有毛病，并非要触及极左意识形态。这是华的历史局限，其实也是许多人的历史局限。“文革”刚刚结束，毛依然是被顶礼膜拜的政治和精神偶像，从官员到国民，许多人不能也不敢怀疑和批评。因此，笔者以为，“两个凡是”与其说是方针，不如说是相当普遍的观念。 有一点需要澄清，“两个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实指向，至少没有反对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据邓力群的自述，他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是试图阻止邓小平复出。邓回忆：“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邓力群显然有误解。如前所述，华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怎么会发表一篇社论去反对邓复出呢！真要如此，为什么社论发表之后华还要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呢？岂不是自己反对自己！ 还有一种说法：提出“两个凡是”是为了继续“批邓”。这更无从谈起。前面已述，年初开始高层停止了“批邓”，如何会用“两个凡是”去维持一个已经废止的口号呢？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笔者发现，相关著述在叙述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形时，都是讲的汪东兴。 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迄今为止，笔者没有看到哪篇著述举出华的具体言行。只有胡耀邦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９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国锋同志粉碎‘四人帮’很果断，解放老干部就那么顾虑多端，顾虑重重？我看，确实是有一种心理：这一批老家伙总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这些人出来以后难领导。这就不公正了。”胡在这里更多的是分析华的一种状态、一种心理，而没有说华反对解放老干部。按胡的感觉，华至多也只是“不积极，不热情”。胡是中组部部长，自然是熟悉情况的人，他的感觉可能是准确的。但是笔者以为，“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恐怕不是一回事。何况，近些年来的一些口述，还反映出华的另一面。 以胡耀邦本人复出为例。胡耀邦透露，１９７７年２月２６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谈什么，胡没有说。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１９７７年２月２６日，华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 还比如胡绩伟的出山。胡在自述中说，他回到人民日报社担任总编辑，就是华国锋亲自找他谈话的。胡“文革”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作为“走资派 ”打倒。１９７５年，胡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没有安排任何职务。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底，经人举荐，华专门找胡绩伟谈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据胡回忆：“华国锋笑着对我说：‘你能力差？你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辑（指《人民日报》前主要负责人鲁瑛----引者注）高明？’华国锋是老实人，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激将法对我还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气地说：‘当然，我比他高明！’华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无言以对。华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上班！’我只好服从。” 再比如张爱萍的任职。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张爱萍的复出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华告诉张爱萍:专委（指中央专门委员会，此为领导原子能工业的中央机构 ----笔者注）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１９７５年，他就看出张爱萍来了。张胜还记述了华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 胡绩伟、胡耀邦、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１９７７年，一批曾经被打倒或受冲击的资深官员如胡耀邦、罗瑞卿、吕正操、万里、任仲夷、陈丕显、张劲夫等，重新进入或首次进入中央委员会；聂荣臻、徐向前、乌兰夫、赵紫阳、方毅、耿飙、余秋里、张廷发、彭冲、陈慕华等再次或首次进入政治局，同中央主席华国锋也不会没有关系。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无作为。据图们、祝东力的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送上去之后仅过四天，中共中央就做出批复正式平反，而中央的批示也是华国锋亲拟的。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也是华国锋批准的。材料显示，汪东兴阻挠胡耀邦复查、平反历史案件，不交出中央专案组的全部材料，华国锋曾指示中央专案组转交全部材料给中组部。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继续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也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一个错误。华的确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没有、至少相当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的政治实践，事情同样不像人们批评的那样简单。 华的方略是“抓纲治国”。“纲”是毛泽东的语言，指的是“阶级斗争”。不过，仔细考察，华说的“阶级斗争”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称：“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而且，华“抓纲”的目的在于“治国”，他借毛泽东的话，特别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６日，华在中央宣传口会议讲话：“在批‘四人帮’中要贯彻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过去‘四人帮’谁说‘抓生产’，他们就说‘唯生产力论’……我们现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产’。”１１月５日，华在国务院财经工作会议强调“把暂时的困难渡过去，而且要把群众生活搞得更好”，要求“注意群众生活要搞好，市场一定要搞得更好，不要搞得乱七八糟”，嘱咐“明年市场要安排好，元旦、春节要安排好一点”，“轻工业这两个月不要放松”；还提议明年要解决工资问题。１２月，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是“文革”之后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主题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华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发展经济的问题：“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生产发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四人帮’把这个叫做‘唯生产力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对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污蔑。”华对发展生产力作了正面肯定：“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充满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透露出来的却是“抓生产、抓生活”的意向。 仅以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７８年召开的一系列全国性会议为例：１９７７年３月全国计划会议，３月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４月到５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１１月到１２月全国计划会议，１９７８年２月到３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３月全国科学大会，４月到５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６月到７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７月到９月国务院务虚会；还有这两年召开的行业性全国会议，如全国石油企业工业学大庆会议、全国化工和炼油企业工业学大庆会议、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会议、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全国冶金工业学大庆会议、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无一不是以计划、生产、科技、教育、财贸为主题。 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即重申“四个现代化”。２０世纪实现“四化”，是周恩来在１９７５年四届人大再次提出的目标，但在“批邓”运动中遭到批判，张春桥甚至称“四化”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四化”一时成禁区。华即位时，１９７６年已将过去，距离世纪末不过二十三年。华感到了紧迫，一再提出加快步伐，要求拟定实现“四化”的三步计划。其关注点和志趣所在，显然在经济恢复和发展，而非“阶级斗争”。事实上，华主政两年，除了揭批“四人帮”运动，没有搞过任何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政治运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公开资料看，这是最早和最为明确的“重点转移”的提法。 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认为是华国锋的又一大错误。笔者阅读相关材料和著述，发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到华国锋则语焉不详。 对 “真理标准”讨论，汪东兴的确是压制，许多材料可以证明。华国锋与汪东兴不同，充其量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这恐怕与华向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华从地方到中央，长期从事政府工作，曾分管文教、农业、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１９７０年代，毛泽东曾提醒华：“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这大概可以算作一个佐证。 “ 文革”结束之后，理论界逐渐提出许多问题，议论蜂起。１９７８年４月７日，中宣部负责人向华国锋等人汇报。对理论界的动向，华表示：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汇报中，中宣部负责人希望华讲一讲有争论的理论问题，华却表示：“ 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我们讲早了不好。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我讲早了不好，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中宣部负责人再次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仍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从谈话看，华不同意由他本人出面对理论问题匆忙表态；而对理论界的争论，华并不反感，甚至还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其态度不可谓不开明。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实践标准”文章发表，华刚刚回国（５月４日至１０日访问朝鲜）。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６、７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华国锋后来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去研究。“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应当包括华国锋。一些文章称，华曾经对个别人打招呼，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即使属实，至多是华过于谨慎，不想对理论问题表态而已，与汪东兴的压制、指责不可相提并论。 胡德平最近发表文章，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不能不说这和当时特殊时期的党内民主生活有关”，“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胡提供了胡耀邦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８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德平评论：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 笔者所见的一则史料显示，华国锋不仅“克制、宽容”，而且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１９７８年７月４日，华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谈到肃清“四人帮”流毒，华说：“狠抓肃清流毒的问题。这是思想认识问题，人民内部问题，但一定要肃清，要整风。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引者注）。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砍旗”是反对者给“实践标准”文章扣的政治帽子，华的反感溢于言表。这一番话，对着“实践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不能说是“压制”吧！ 事实上，“实践标准”文章发表之后，一些官方主要报纸和学术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相关文章，地方官员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公开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以他中共“第一号人物”的身份，“真理标准”的讨论也许更加曲折。 “洋跃进”？ “洋跃进”是指斥华国锋的又一个错误。“跃进”在１９８０年代以来是个贬词，“跃进”再戴个“洋”的帽子，更有些挖苦的意味。 所谓“洋跃进”，指的是在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技术和国外资金方面，贪多求快，超出国力，类似１９５０年代的“大跃进”。关于这一点，当事人和研究者迄今有不同看法，赞成和反对的观点兼有。作为学术问题，这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不过，姑且不论当年引进的是非得失，至少应该先弄清事实。 就中共高层而言，大多都赞同扩大和加快引进，而最积极者是华国锋和邓小平。这里仅举１９７７年邓小平复出后到１９７８年五届人大前后的材料说明。 １９７７年７月，国家计委报送了一个６５亿美元的引进方案。７月２６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汇报。邓小平提议引进还可以加一点，譬如搞１００亿美元也是可以的。他的想法是，多出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品，换取外汇，多引进设备和技术。叶剑英当即赞成，说“不算多。投信任票。”华国锋、李先念也都表示赞成。会后，引进规模扩大到１５０亿美元。 １０月１８日，华在国务院会议上透露，中央常委开会提出速度是否搞快一点。邓小平说：我也有这种想法，是否把石油搞快一点，换回材料设备，把速度搞快一些。 １１月１８日、２３日、２５日，政治局三次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肯定了计委修订后的方案。邓小平说：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速度来逼一下。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我们需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对引进１５０亿美元成套设备，邓认为没有什么危险，再过两年，也许可以再多些。华国锋同意邓的看法，肯定国家计委的这个计划是积极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１９７８年２月９日，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一个突出议论的话题是加速和扩大引进。邓小平认为：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几百亿的长远合同要考虑；要进口大电站、大化工设备，不怕冒头。还说：步子要快一些，政治局今天可以下这个决心，试一试，不行也不要紧。叶剑英说：我们要在二十三年内完成四个现代化，这是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干劲要鼓足，气势不可怕。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把我们的建设速度加快，再加快。华国锋赞成，说：１８０亿元的进口，可以一起谈。 ３月１３日，政治局再次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汇报。邓小平说：引进这件事肯定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如果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早投产一年半载，就把钱赚回来了。华国锋说：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小平同志１９７５年说这是一个大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提出了６５亿美元的方案，现在看不够了。华还说：引进也要有个长远打算，至少要有八年的打算，但是不定死。国际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变化，要加强调查研究，统筹考虑。华说：八年引进规模１８０亿美元，也可能是２００亿美元。 ４月１９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等五部委关于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汇报。邓小平说：今后八年对外贸易中的逆差，可以吸收外汇存款解决，不仅可以从香港吸收，还可以从欧洲吸收。政策放宽一点，可以多吸收一些。邓明显流露出不满：扩大进出口贸易问题，我已经说了多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得快一些好一些。政策上大胆一点，抢时间进口设备，是划得来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问题是善于去做。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事情不能总在北京转圈子，一拖就一两年，要尽快研究解决。华国锋说：我同意小平、先念同志的意见，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放手一点。华再次强调了速度问题：我认为还是要考虑争速度问题。西德、日本战败后，十多年就上去了，要研究他们的经验。我们要经过二十三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真正动脑筋，想办法，争速度，这里就有一个引进的问题。太急了不行，慢腾腾也不行。后来的“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即由此而来。 材料显示，即便是“洋跃进”，也不是华一个人的主张，高层都同意，邓小平恐怕比华国锋还要积极。无怪乎邓后来不赞成批“洋跃进”。最近发表的叶选基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情况：邓小平后来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在叶选基看来，这实际上为华国锋犯的所谓“洋跃进”的错误平了反。胡耀邦的评论比较公道：“经济问题，我们也是有错误的，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大轰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国锋同志是有一份责任的。但是，我的意见，当时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我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当时我是中央委员之一，我也是吹过的。”“经济上的严重失误、严重错误，我的意见，不要把主要的账算在国锋同志身上”。经济工作有没有错误、有多大错误，见仁见智，尽可讨论；不过，胡耀邦说“大家都举了手”、责任不在华一个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被忽视的“滥觞” 谈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很少有人提到华国锋。这也是一个误解。 １９７７年５月，华国锋在一篇文章里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这恐怕是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之后最早一次公开提到“改革”。当然，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属于官样文章，源自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未必能反映华的真实认知。 资料显示，华的改革意念不是因循某种“理论”的结果，而主要受国外经验和国内现实所激发。如前所述，华非常重视国外设备、技术和资金的引进，而且极力主张扩大和加快引进。但华并没有将引进局限在技术和物质的层面，而是同时倡导研究国外的经验、效仿国外的先进事物。他“主张出去看看，开开眼界”，还说这样“有好处”。在长期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氛围下，这种主张在当时是相当开放的。华心里清楚：“过去这个话不能说，一说国外先进，就说是崇洋媚外。” 在对外交往方面，华尤其不是一味僵化、墨守陈规的领导人。１９７７年，华国锋邀请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这在当时是一个颇具勇气的决策。自１９５８年始，中共就一直视南斯拉夫为“现代修正主义”，并且第一个中断了同南共联盟的关系。据曾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的文章，虽然１９７５年毛泽东一度称赞铁托，并托来访的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向铁托转致问候，两国紧张的关系有所松动，但是铁托访华涉及是否恢复两党关系的问题。中共内部有一种意见认为，反对南共联盟“现代修正主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不能否定。当时，中联部部长耿飙、副部长李一氓思想比较解放，而“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更解放”。笔者猜想，朱良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当指、至少包括华国锋。当年８月，铁托来华访问，获得极大成功，两党关系的恢复进入快车道。１９７８年３月，中共高层派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据朱良文章，访问团回来后向中央报告，否定了过去中国党给南斯拉夫加上的 “修正主义”罪状，肯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南共联盟是马列主义政党，并就恢复两党关系的方式和华国锋访南提出建议。６月，中南两党正式恢复关系，南共联盟成为第一个同中共恢复关系的“修正主义党”。８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自１９５７年以后，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 华国锋还特别关注同西方的交往。据胡少安著《项南传》，１９７７年初，项南向华国锋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谈到美国“三大差别”比中国小、应该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经验时，华“内心有所触动”，表示相信项南所说。１９７８年５月，华亲自提议派谷牧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有关部门还派出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考察香港和澳门。在华和高层推动下，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纷纷组团出国考察，１９７８年形成当代中国最大的一次出国考察潮。
出国考察产生的效应，绝不仅仅是签订引进合同，而是给中国提供了现代化的参照系。反馈回来的信息，使华初步了解了西方和世界。中国与西方和世界的现实对比，强化了华的紧迫感，从而催生改革的欲望。 据朱良文章，华了解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对外经济合作完全放开，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看来也没有损害国家主权；华说：看来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南、罗同中国的同类工厂、企业比，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中国的企业权利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还要赵紫阳到四川搞一个、北京搞几个这样的企业。华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 １９７８年６月３０日，华主持听取谷牧的汇报，三番五次谈到改革：“考察了这些国家，对我们有启发。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不适应，非改革不可。”“上层建筑，很多东西要改进。我们出个国，办手续，快者三个月，慢者半年。这样的上层建筑不适应，要大胆改革。”华很感慨：“不看先进的东西，不比较，就容易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让华痛心疾首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局部现象，是带普遍性的。这样能加快速度？”华看到“问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落后”，“我们是有个思想束缚，要加快建设，我们本身有个学习问题”，所以要求“思想再解放一点”。这种源于经验的改革意识，比某种“ 理论”更实在，也更具张力。 关于改革的指向，华当时比较关注的是机构和人员的精简、企业管理、干部考核、分配政策等等。同改革的内在需要相比，这些改革也许还是〇星和浅层的。但改革本来就是一个渐次推进、梯度升级的过程，“其始也简”。因为其简、其浅，就忽略它作为滥觞的意义，恐怕是历史虚无主义。何况，当时人们对改革和开放的认知，大体也都是在这个层次上。值得注意的是，华这时提出“警惕片面强调集中统一”，“搞经济工作要掌握经济法则”，“要利用价值法则，加快资金周转”，“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计划为主，也要利用价值法则”，也多少显露出经济改革后来的纵深走向。 当然，华所认知的改革和开放，在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都无法同后来相比。但是无论如何，应该肯定，在其主政的时间里，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１９７８年７月６日至９月９日，国务院召开了两个多月的务虚会。这个会议正是华国锋听取谷牧汇报后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主题就是改革、引进和开放。与会的于光远后来评论：“这次国务院务虚会起了开拓视野启发人们思想的作用。我认为，说我们党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未始不可。” 十一届三中全会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至１２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１２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高层权力的核心事实上发生了转移，从华国锋移向了邓小平。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与会者对包括“两个凡是”问题在内的批评，尖锐而激烈，直指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华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态，反而肯定“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华虽然没有直接受到批评，却在“两个凡是”等问题上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示“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表现出包容、厚道、民主的精神。会议的最终结果，同华不无关系。 然而官方极高评价三中全会，却从不提及华的作用。倒是与会的两位“实践派”人物多年后的回忆，有了一些公道的评论。胡绩伟在著述中称：“他（指华国锋----引者注）对于自己的这个重大错误（指‘两个凡是’----引者注），是在党内作了自我批评的”，“他的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厚道，处事比较谨慎”。胡还称华“ 是我党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领袖”。于光远在著述中说：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指‘重点转移’、农业问题和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国民经济计划----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１９７７年３月工作会议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大陆却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且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其中的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转型，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最大的错误 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华国锋的政治实践也是复杂的、多面的。这里不多作详细叙述和分析，只想指出一点：华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即１９７７年对所谓“反革命谣言”的处置。 １９７７年１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民间自发举行了声势不小的纪念活动，一些地方出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追究吴德、陈锡联、吴桂贤等人责任的大字报，令高层异常紧张。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并亲自签发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没有出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 ”，报告中央。按照这个指示，１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谓“谣言制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１９７７年２月８日和２２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即中发１９７７年五号文件），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１９７７年六号文件）。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 华国锋本人就亲自批发了北京市关于“李冬民事件”的报告。李冬民系北京重型机器厂工人，时年３２岁。１９７６年，李曾参与“四五运动”，写大字报对“批邓” 表示不满。１９７７年１月８日前后，李和十多位年轻人在北京长安街贴出大标语，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李的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踪，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武断地认定李是借纪念周恩来，以天安门事件做文章，“阴谋策划先提‘保邓’口号，让邓出来工作，然后宣布打倒‘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打出保王洪文口号，号召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搞‘右派政变’的党中央”。２月２５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李冬民逮捕。２８日，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上报《关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情况报告》。３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决定将这个报告及所谓“罪证材料”作为会议文件印发（１９８０年李冬民获平反）。 各地奉五号、六号文件的指令，进一步追查、逮捕“谣言制造者”，立案审查，判刑收监。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门又逮捕了一批人。有关逮捕的准确数据，迄今未见官方公布的材料。更厉害的是，３月２８日，国务院发出三十号文件，要求“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据一些材料显示，抓捕“四人帮”之后，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达４４人（还有两种模糊的说法，一说四十余人，一说五十余人）。这些案件有些是“文革”中立案、“ 文革”后才审判的案件，最著名的个案是王申酉案件和李九莲案件。王、李都是“文革”中被捕，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２月先后以“反革命罪”执行死刑的（均于１９８１年平反昭雪）。王、李案件的最终判决，都同五号、六号和三十号文件有关。 华和高层的处置，自然是出于对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的忧虑。对于民间舆论和自发活动的应对，如果只是采取意识形态的手法（如宣传“两个凡是”），充其量不过是政治上的失策；一旦动用司法手段，尤其是开杀戒，则不能不铸成大错。 深究起来，这个错误的根源并不在华国锋，而在于长期的“专政”制度和传统。“文革”时期的“恶攻罪”，将以言定罪推至登峰造极。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这项根本没有经过立法程序规定的“罪名”，完全违背了宪法关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其内涵和外延又毫无界定，可以任意解释和放大，实际上成了政治斗争、派系斗争的工具，导致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１９７７年“打击政治谣言”的后果，当然不能与“文革”相提并论，但是手段却沿袭了“文革”，只是把“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换成了“攻击毛主席和华主席”。从性质上说，这是“专政”制度悲剧的重演，而这一点才是最应该反思的。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载《往事》第七十四期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中国北京正处于危险境地
北京新政终于揭穿政府救房价的真实面目
11月25日 回国随感 (七) 做小买卖的LD的妹妹属于那种比较有闯劲的.原来在家乡也只有中专毕业.在兰州没有什么好工作,在LD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来北京学了些五笔,GRAPHIC DESIGN什么的.在北京找了个工作,后来认识了也做IT这行的LD的妹夫,就随他来到了大连. 刚来的时候,LD的妹妹在一个什么民办大学干些管机房之类的事情,也有一两千工资吧.大约一两年前,她开始在TAOBAO,或阿里巴巴上进些小东西来卖.渐渐的,就开始主要做一种日常小家电的生意. 一开始的时候,为了打开市场,和别人竞争,一个小机器也就挣几块钱.而且是给送到家里的,不满意还可以换的.卖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有了一定的信誉,就可以卖的贵一点,现在是一个挣十几到二十几快. 到现在,我看去,这生意做的也挺容易的.她就是在TAOBAO或阿里巴巴跟人家订货.货发了就把钱打过去,都是网上点点就行了.如果是TAOBAO,就用TAOBAO的支付宝.和EBAY不同, TAOBAO或阿里巴巴都是完全免费的.唯一TAOBAO能收到的就是用户用支付宝时,钱要在支付宝里存几个月.TAOBAO就吃这个利息,这样就能养活TAOBAO.很牛吧.货到了,就放在家里,也没有仓库费用. 然后卖的话,就是在那些POPULAR的网站上POST自己的信息,人家看了,就会打电话过来问.LD的妹妹说,她现在根本都不用顶贴子,老顾客口而相传就已经快让她忙不过来了.我在那几天,每天都有好几个电话.经常有单位一订,就订好几个的.唯一稍微麻烦的就是要送过去,因为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LD的妹妹(现在还有LD的弟弟也在帮忙)也就是做大连的公交去送货.一次车票一两块钱吧. 顺便说一下,大连是个基本没有自行车的城市,可能是城市建在丘陵上,骑车太费劲.到也因此显得比较整洁.我在北京用过DANGDANG的DELIIVERY,据说是不过多远都是一个人骑车来送.送的人相当于COST就是体力,送一次好象挣五元. 对LD的妹妹来说,整个的COST,除了进货的成本外,就是上网费,手机费.(LD的妹妹用的是小灵通,所以就是个市话费)和送货的公交车票.其他一切是免费的.现在她每月挣的虽然不一定,但肯定比她原来的工资高不少.所以现在她就干脆辞职干这个了. 现在她已经觉得有点忙不过来了.已经考虑是再招个人送货呢,还是干脆租个店面好好干.而且,她说,她卖货的那家厂子只要你订1000个以上,就可以贴你自己的牌子,用你自己DESIGN的外观(每个机器加几分钱而已).LD的妹妹也在想是不是也该是创自己牌子的时候了. 我觉的在中国,做小买卖的ENTRY BARRIER真低呀.她第一次进了也就进了不到二十台,不到500块钱的货吧.同是COST也真低呀.几乎所有的流通渠道都是免费的.但最让我觉得AMAZING的是买的人真多呀. 这里大概也有不少在EBAY上混的.我也TRY过.可是,COST不说了,就是BUYER一项,肯定是要TARGET到全美那里都寄才行.只做LOCAL肯定不行.可LD的妹妹可是就只针对大连的LOCAL人在卖呀,竟然还有那么多客户. 我想中国现在大概有千千万万想LD妹妹这样做小买卖的.虽然这样做发大财(就是挣几百万,或者每月挣的超过万元)的可能性还不大, 但是,中国的特点就是生活便宜.以LD妹妹这样的收入,就算没有她LG的收入,已经远远的可以说是LIVE COMFORTABLY. 而且我很感慨,她对前途的信心比我大多了.可能对她来说,她确实能时时的体验着日日在变好的生活. 他们的努力繁荣了市场,也实惠了的客户(因为COST低,所以他们卖的通常比正规店里要便宜不少).而且,最让我觉的开心的是,几个她接触的这样做小生意的,都十分注意信誉,服务和质量.那种只做一捶子买卖的已经越来越少了,这才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但据说,做大生意的,特别是房地产的,骗一次就跑的还是时有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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